一、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可得出雅典公民的哪些自我期許與理想圖像？
由於這是一篇（與斯巴達人相戰爭下的）政治演說，考量到在此情境下伯里克里斯會做出的一些修飾和理想化，在此我就不用論述的方式而單純從文章中整理出他提及的特質，關於城邦制度本身基礎的想法我會在附註的資料裡和後續問題的回答中提及。
伯在此處先提及了民主政治的政權屬於全體公民，這同時仰賴公民自身的美德才能造就城邦的偉大，這些美德應是理性而中庸的，公民應該能不以財富多寡而以才能優劣選賢與能，在開放的傾聽下，每人都致自己的一份力予決議城邦的未來，理性的考量行動的後果，並以此做出決定而不退縮。以勇敢和忠誠守護先人建立起來的城邦，並為了後代的自由而延續城邦的榮耀，在對待朋友時應寬容且共享利益，但在現實事務上服從法律的權威，屏棄私利而以榮譽作為公民和城邦之間互惠關係的至高追求。
二、你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什麼評價？理由何在？
關於修昔底德對伯里克里斯德的評價可列為：『清廉、尊重人民自由、領導力、動機純良、不逢迎且敢於和民意相左』，在此我會把領導力作為最貼近伯里克里斯作為的描述，我也不諱言，修昔底德在此處列出的這幾項特質要在現實政治上兼顧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就算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也有特定的條件支撐。修昔底德在第六章的結尾做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分析節錄如下：『雅典在名义上是⺠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手中。但是他的繼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 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們采取籠絡群众的手段，結果使他們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領导权。』關於這段話背後的歷史事實應怎麼理解或造成的原因應該為何此處先按下不表，不可否認的是伯里克里斯的確能在逆境中以各種手段，譬如戰略佈局、外交談判、公開演講來應對雅典政治環境下的內外壓力。同時，可以確認的是修昔底德自己也承認，伯里克里斯掌政時擁有的權力與他在葬禮演說中描述的那番理想景象差距甚遠。
伯在雅典陷入困境時如果尊重雅典人民的民意，他自己是否會倒台就是一個比城邦會不會毀滅更現實的問題了，當然以口才說服人民反思當初做出的決定、為自己辯護並痛陳利害是難能可貴的，但這是否能稱的上是不逢迎或敢於相左則不敢苟同，畢竟在伯本人發表的演說和他的行為之間、以及文章其他章節如關於密提林的辯論之中，看得出雅典任何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們都了解到民意的重要性（和相應的危險性），此美德在如此政治環境下是否可行的確是個大哉問。至於關於動機純良和清廉此處就不多提了，並不是說它們作為倫理要求不重要，只是在此處無法確知而已。
三四、根據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請問：雙方爭辯的焦點？各自提出什麼理據？／為什麼作者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第三卷第五章）?該篇章有何特殊之處？
有關三四題的回答牽涉的對於雅典的歷史背景及延伸思考，以防融合冗長，我將其整理在備註中，問題主要以文本本身內容回應，提及的因素見備註。
三、
對於該如何處置密提林人，克里昂認為應該維持原案，而戴奧多督斯則反對。這場辯論的焦點在於針對這一行為是否符合城邦的利益（利益導向政治，見備註）。克里昂輕視公眾的善變（仍訴諸民意，見備註），認為藉由強硬的手段能夠震懾潛在的對手，『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突然意外地获得很大的繁荣的时候，它往往产生傲慢。』（此處指密提林），因此『我們就应該对待密提林人和对待所有其他同盟者一样;那么，他們就不会这样傲慢了的，因为一般人性都是輕視那些待他們好的人而敬畏那些不讓步的人』。克里昂認為密提林的人民也參與了這場叛亂，如果不作出表態，潛在的叛亂者『都会利用很小的借口举行暴动，因为如果成功了，他們可以获得自由;如果失敗了，也沒有可怕的后果』，克里昂以『你們不仅是作得正当，而且是合乎你們自己的利益的』作結。
戴奧多督斯反駁克里昂的論述，認為思考討論並不同於善變，更不應該攻擊對手收受了利益，其認為『善良的公⺠不要只想威胁那些反对他的人，而应当用公平的論据来証明他的主張。』，攻擊對手只會使得『但是有一点私利的嫌疑的話，我們就怨恨他的私利(实則完全是沒有被証实的)，因而使国家不能得到他忠言的利益。』，這種政治鬥爭手法的發展會使『一个誠实地提出来的善良建議也和一个坏得透頂的建議同样地被人怀疑;結果，一个主張一些凶恶政策的发言者必須欺騙人⺠以便得到人⺠的同情，而有好意見发表的人，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人⺠的信任的話，也必須說謊』。這裏，進入戴奧多督斯主張的重點跟值得延伸之處，即當政治環境的發展背離（或脫節）了原本的制度設計初衷（從眾／媚俗，制度面臨的矛盾，見備註），參與決議的大眾可能無法洞悉其詳，而制度公信力受質疑或失效往往從這些表象手段開始，它們既依附於制度本身又作為顛覆制度的因素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
回到戴奧多督斯的結論，他舉刑罰來論證克里昂高估了威懾的效果，『想利用法律的力量或其他恐怖的手段去阻止 ，这从人的天性来說是不可能的』，最符合雅典城邦利益（此處又回到利益）的應該是『减輕处罰，使这些城邦将来能够我們充分利用』，雅典的統治應建立在『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罰的恐怖。』，值得玩味的是在結論，戴奧多督斯同時也提到『对于保全我們的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讓人家对我們不住，而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們有利的人处死，不管处死是怎样正当的。』，在這裏，利益又跟正當分開且排在正當前面去了。
四、
科西拉的暴動，根據修昔底德的說法，是希臘文明「墮落的萌發」，因為『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們沒有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們不愿意去作的事。但是战爭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爭使他們不易得到他們的日常需要，因此，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們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在此，我不去談那些在修昔底德的筆下描述的經歷和鬥爭的慘酷，談那些在重大變革下前所未見的東西，這當然是重要的，歷史中的血肉感仰賴於此，但如果過多侷限於這些現象，那麼對於歷史本身反而就成為了一種遮蔽了。修昔底德想呈現給觀者的是現象，觀者則需要從現象出發。
先從造成這場慘案的評論開始，『貪欲與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修昔底德是這麼認為的，而這些貪欲和野心是屬於全體公民的嗎？並非如此，驅動這些鬥爭進行的『惟一的标准是他們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明顯，推動鬥爭的是原本應存在於政體內的黨派，如果對照此時雅典城邦的歷史背景（見備註），這現象與推動雅典擴張並謀取私利的「商業利益殖民集團」何其相似，正如馬克思譏諷的：「所有當權著的第一步都會將其階級的利益說成屬於全體的利益」，他們將這些利益冠上正義凜然的帽子，如同雅典的政客如何在需要的時候將正當和利益混為一談，又在不需要的時候棄若敝屣，不管公民洞悉與否。
在此處我終於回到了第二題懸未決的弔詭，修昔底德評價伯里克里斯去世後的雅典，是所有政客由於自身的平等（在此作平庸的平等可能更符合原意）而陷入攏絡民眾／失去領導權的循環。此處，與其斷言獨裁比民主更有效率，城邦內的決議制度和其設計初衷發生了矛盾（見備註）可能更貼切一點。修昔底德對於科西拉詳細的著墨，一方面由於他是第一個發生如此動亂的城邦，另一方面這些慘烈的現象能夠令觀者感到身歷其中的恐怖，這是他作為記述者的考量。但，我不認為應該將科西拉看作一項個案（我相信苦於城邦奴隸暴動隱憂的現實政治家們也不會這麼認為），科西拉的暴亂只是不穩定因素被戰爭這項偶然條件觸發後牽引出其他制度面矛盾的縮影，這個縮影籠罩著其他雅典的盟國，畢竟他們繁榮的基礎隨著歷史發展逐漸轉換成對他們本身的否定。一個總的基礎會將所有事件帶動起來，如果將科西拉作為個案、作為某種人性的墮落，我想相應忽略掉歷史上存在的社會與經濟基礎應該是相當大的。
反對某種本質論述（見備註）其實在文本中也可以見到些蛛絲馬跡，『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必須改变了』這是必然的，表述與經驗密不可分，與經驗息息相關的還有構建人類生活的一切制度，我們始終受環境所影響，就算人類行動內含某種類存在的潛能，它與當下環境交流得出的結果也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假使把科西拉的事件跟法國大革命相比，如此得出的某種「人類本性」一定充滿了滑稽。修昔底德感嘅『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結論，認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這是現實，雅典人曾自豪的宣稱他們遵循的規律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歷史並沒有遵循他們的想像。牽涉社會的規律只能在特定的背景下進行，而背景不會是永恆不變的，如果雅典不是用貿易而是以其他方式擴張，或許雅典能持續得更久，但他們也不可能是永恆的。歷史條件中充斥著各種行動的張力，沒有這種張力，歷史本身就不存在。
備註
一、階級與利益導向政治
城邦作為原始共同體交流融合衍生的產物，帶著疆域性的殘餘奠定了它的統治地位，城邦內的公民與異邦人的分界就彰顯著這種起源中隱含的對立。除了城邦與城邦之間的對立，城邦內部也有奴隸與公民之間的對立（公民和貴族之間經濟上較深層的矛盾此處暫且不提），受歷史條件所限，要在古希臘實行直接民主制，是需要大量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的，奴隸承擔了直接民主制的生產力基礎。因此也能看出脫胎於部落或氏族之間的城邦，公民兩字的意涵與現代有很大的差異，是一種身份上被界定的特權與類似家庭成員的認同。在這種充滿對立關係的歷史發展之下，價值的意涵只在特定的區域內通行，不同的城邦擁有不同的文化，奴隸與自由民之間當然也不會被視作平等，故如果思考是否有一種公理在這種情形下的運作，就會發現在城邦內的交流和城邦間的交流形式明顯是平行的，甚至在城邦內的不同階級之間都是矛盾的。
這種關係到此還能被視為歷史的產物，但雅典作為直接民主的代表狀況則更特殊一些，作為奴隸之上，能夠參與討論決定城邦生活的公民階級時常陷入多數暴力的情況。因為在這個以身份建構的特權團體之內，為了維護公民運作的穩定，即維護這個相對於人數眾多的奴隸存在的階級，特立獨行的人物就可能會被視為潛在的顛覆因素，實際的政治運作之中這類人物如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則時常會被驅逐出這種特權團體的界線之外，因此，辯論所仰仗的基礎就不是道德和法律，而主要是由公民受利益驅動的意志而決定的了，相應的，引導短期民意則成為時常從眾甚至媚俗的必要手段。這樣，隨著雅典的壯大，無論這種壯大是由於經濟力量或軍事力量對盟邦的支配，政治決策很容易就陷入利益導向的思維，在修昔底德的筆下最明顯的例子即『因弱者应当屈伏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則。』，這種決定或著價值觀是以雅典公民整體特權階級的意志做後盾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公民宣揚雅典人的「文明優越」，只有在擁有實際利益時才能名正言順。
二、歷史的限制與發展／矛盾與不穩定因素
承接上述，如果維繫著對歷史的謹慎態度，這裡還可以繼續詮釋，城邦秩序的鬆動、不信任乃至於似乎在城邦所及的勢力範圍內『品性普遍地堕落了』，究竟是由於外部條件的撬動還是內部積蓄已久的矛盾。這裏，我從兩個矛盾與一項不穩定因素切入，它們分別是：民主制度與財富集中的矛盾、城邦本位與經濟（為主）軍事（為輔）霸權的矛盾、和奴隸制度的不穩定。
在希波戰爭之後，城邦體系發展到了極盛期，與之相伴的是經濟文化貿易交流的興盛，以至於伯里克里斯可以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城邦这样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都充分地带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国的东⻄，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产品一样。』但是，這樣宏大的經濟交流在古希臘的歷史條件下無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人力勞動作為後盾，而相應的，奴隸相對普通的技術工人或鄉村農民，對於在少數在貿易中日漸脫穎而出，逐漸富有的公民而言，不論是對於他們所屬的城邦階層體制，又或對於他們龐大且集中的資產本身，都成為了占據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可以說，生產本身越蓬勃，奴隸所受的壓迫也就越強大，這是城邦經濟內部長久所固有的不穩定因素，暴動的隱憂始終潛藏在高度發展的背面。
再者，雖然直接民主制作為公民政治權利平等的宣稱，但是如此的共同體在實際執行上，仍然仰賴少數人來執行某些特定工作，譬如軍事上的領導。同時，正如所有制度都有特定最適合自身發展的條件，直接民主的理想進行方式如同伯里克里斯在葬禮演說中提及的（和他在實際改革中所致力的）：『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貢献，絕对不会因为貧穷而在政治上湮沒无聞』和『把財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換言之，現實的考量應當是經濟上盡可能的平等，能夠確保權力不會被少數人利用自身財富進行投機壟斷，這同時也是原始共同體內部遺留下來的傳統。貿易的興盛侵蝕了直接民主的基礎，因為它（連同奴隸制的運用一起）使得公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加劇，可以肯定雅典將軍和商人會比普通公民擁有更大的財富和權力。
最後，雅典依靠經濟與海軍建立起的霸權。在開戰前，雅典人曾如此闡述他們對於這種力量的看法：『用是非、正义等字眼来談論。当人們有机会利用他們的优越势力得到扩張的时候，他們絕对不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的。』（節錄），在之後關於彌羅斯人的辯論中，雅典人同樣也描述過類似的世界觀：『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范圍以内扩張統治的势力』。可見，此時佔主導地位的思想，是一種商業利益殖民集團的思想，目的是為了在擴張中維繫自己的私利，這部分在關於尼西阿斯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修昔底德對於主戰派的兩大人物作的描寫能茲以印證：『伯拉⻄达主战，因为他个人的成功和荣誉都是从战爭中得来的；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靜的时期，人們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讒言』。雅典的繁榮來自對其他盟邦外部性的轉嫁，沒有了這種外部性的轉移，雅典城邦就會崩潰。
三、延伸：霍布斯
提及科西拉的革命，如果單從修昔底德如同親歷的描述聯想，某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論調或許能大行其道的宣稱在這歷史現象中得到了某種印證，高喊人類某種自私利己的本源性在歷史中不變的顯露，在此我想延伸對其主張的一點淺見，和之所以不喜以這種觀點出發的原因。
簡言之，霍布斯用其認為的人性特質，即自利，在理性演繹下推導人在自然狀況下的狀態，進而嘗試解釋國家存在的正當性。（當然，我不會從霍布斯的理論當中尋找矛盾，我對其主張沒有很深的了解，同時正如柏林所言，任何形上學家在選擇構建自己的理論時都是邏輯自洽的）這種視角下，人作為一種有著被界定的本質的動物被封閉了歷史上的可能性，霍布斯嘗試將社會分解成原子化的個體，在個體之間，自利和理性邏輯遵循著如力學般的軌跡運動，人與人的聯繫和人與社會的聯繫之間只有量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差別。
歷史上各種行動都是由具體情境下的人行為的，而具體環境下的人類經驗，則與其社會生活（倫理生活）密不可分。人不斷的在發展，不斷在與外界交流的過程中對自身的認知進行重構，在此過程中，人與周遭作為一個不斷變動且具有多元聯繫的整體而存在。因此，做出行動的人才會創造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這也是為何歷史具有偶然性。原子化的闡釋沒有辦法處理充滿殊異的社會歷史問題，歸納得出的人性本質論（這還得牽涉到如何解釋歸納得出的現象）在處理個體經驗上也無法再前進一步，它們之間都有種質的斷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