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可得出雅典公民的哪些自我期許與理想圖像？
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雅典公民對自我價值、民主政體以及對城邦的期許。這篇演說不僅是對陣亡將士的頌揚，更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愛國主義宣言，透過高度讚美雅典公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表達了雅典人對理想城邦的嚮往及其驕傲自信的自我認同，並激勵人民戰爭。
在演說的一開始，雅典人視自己為民主政體的典範，強調在城邦內部實行平等和自由的制度。伯里克利指出，雅典自創的政治體制，不僅是獨立自主的，還能成為他國效仿的對象，且權力由全體公民共同掌權，而非少數菁英的專利。再者，他們更利用「法律」反映對平等的重視，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論貧富只要具備才能，便能在政治生活中獲得表現機會。在日常生活中，雅典公民彼此尊重他人選擇的生活方式，不會因為鄰人做出與自己不同的選擇而產生偏見，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過生活，對個人自由的尊重使雅典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而在公共生活中，他們崇尚保護弱者，反對強凌弱並將「強扶弱」視為一種體面的行為，這些深刻的價值觀透過教育、風俗和社會秩序融入了雅典人的日常生活無形中奉行這些理想，維繫了城邦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另外，雅典公民的自我期許還包括追求智慧、美麗、勇氣和榮譽。伯里克利說，雅典人愛好美麗但不追求奢華，追求智慧但不至於變得怯懦。他們對財富持有一種務實的態度：追求財富是為了合理利用，而非用來炫耀; 同時，他們認為貧窮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使用不正當手段逃避貧窮。此外，雅典人對自身在城邦中的角色抱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不但關心自己的事務，也關心城邦的公共事務，認為每個人都應對政治有所認識，並且將言行一致視為基本準則，重視充分討論後再行動，展現了理性審議的精神。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和深思熟慮的態度是雅典民主的核心，只有勇於承擔風險並對後果有充分的準備，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勇敢。
這些價值觀使雅典公民在精神層面上保持了一種獨特的自制和勇氣，使他們符合雅典民主政體的公民氣質與德性，當雅典公民在生活中既能享受物質的美好，又能保持高尚的品格於每位公民的信仰之中，這個民主政體得以存續。而當人民擁有理性審議、果敢行事、勇於承擔禍福的精神，不僅投射出雅典民主政體的特質，更反映出雅典社會的主流價值與公民的自我期許。
最後，伯里克利以愛國主義作為演說的核心，塑造了雅典人理想的自我形象，強調民主平等、公正寬容、智慧勇氣、愛國情懷等特質，並且告訴家屬「但是像陣亡將士一樣死得光榮的人們和你們這些光榮地哀弔他們的人都是幸福的；他們的生命安排得使幸福和死亡同在一起。只有光榮感是不受年齡的影響的；當一個人因年老而衰弱時，他最後的幸福，不是如詩人所說的，是謀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利用了演說的技巧，告訴戰爭家屬：固然心痛，但是不要悲傷，將士們的死亡是為下一代光榮，為自己的城邦而死，同時勉勵在場的親屬和公民們將陣亡者的英勇視為永恆的榮耀，並以此來激勵後人。而這個社會把獲得榮譽及他人肯定成為一個重要活著言行舉止的參考點，呼籲公民們不要忘記雅典的偉大，並以身為雅典人為榮，希望公民們能以陣亡將士為榜樣，為自由而奮鬥，勇敢面對任何挑戰，強化雅典公民的團結及城邦的榮耀，展現雅典人對未來世代的期許。
二、你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什麼評價？理由何在？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第六章中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以及所提到的特質展現出伯里克利在領導上高於一般領袖的道德標準與政治智慧：廉潔、尊重人民自由、卓越的領導力、純正的動機，以及敢於發表與公眾意見相左的立場，讓他能夠在當時的雅典獲得公民的尊敬與信任並在民主政體中脫穎而出，為他建立了領導者應有的榜樣，特別是在民眾批評聲中告訴人民利弊後仍能堅持其治國方針。
從修昔底德的觀點來看，我同意他對伯里克利「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之評價，當雅典城內爆發瘟疫並且面臨戰爭困境時，許多民眾紛紛將問題歸咎於他的政策，而伯里克利是少數能在民主環境中不逢迎民眾的領袖，我認為他清楚對於領導與籠絡之間的區分，一般來說籠絡民眾可能更有助於獲取短期支持，但是當領導人為了攏絡而迎合公眾做出決策，很容易偏離長遠的治國目標。 伯里克利則具備了保持個人廉潔和冷靜判斷的能力，在瘟疫和戰爭的重壓下，即便民意出現反對聲浪，他在安定人民的同時依舊堅守決策初衷和自己對國家整體利益的判斷，而獲得修昔底德的高度評價。於此，我認為在評價國家領導人時，民眾應首先考量其治國目標是否符合長遠發展同時觀察領導人的實際能力，尤其在危機中的應變和領導風格，是否在民意與專業判斷中找到「權衡」。
三、根據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請問：雙方爭辯的焦點？各自提出什麼理據？
在《密提林辯論》中，克里昂與戴奧多都斯兩位雅典政治家針對是否處死密提林戰俘展開辯論，反映出城邦對於「價值判斷」有所爭辯。此辯論反映當時雅典帝國的權力考量，以及政治決策中「善惡」、「利害」、「說服」民眾的複雜關係。克里昂主張使用殘酷手段震懾叛變者，藉以維持雅典的帝國秩序；戴奧多都斯則認為應放寬處罰，以確保未來盟邦的穩定和經濟利益。兩人的論述顯現出在民主政體下，政治人物為何不得不「說謊」來「說服」民眾接受不同的決策。
克里昂堅持處死密提林人，並以「正當且符合利益」作為主軸，認為雅典帝國依賴武力及威嚇維繫統治，任何背叛行為都應以嚴厲懲罰回應，否則其他城邦將視雅典為懦弱，進而增加未來叛變的風險。克里昂指出，民主體制中的民眾易被辯論所迷惑，反而無法明辨利害，並且批評雅典公民重視辯論技巧而非實質行動，容易在聽到新穎的建議時便偏離初衷，無法冷靜理性地評估國家長遠利益。在他看來民主體制的缺點之一是過於仁慈，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他認為處死密提林人不僅是對雅典帝國利益的保護，也是必要的正當行動。
戴奧多都斯與克里昂的強硬立場不同，反對處死密提林戰俘，主張採取較寬容的政策以確保雅典的長遠利益。他強調雅典過度殘酷的懲罰會促使其他城邦在叛變時進行更激烈的抵抗，導致雅典在未來的戰爭中損失更多資源，若民眾過度依賴刑罰來維持秩序，死刑未必能夠阻止犯罪，反而可能破壞雅典與盟邦之間的和諧忽略管理與仁慈的重要性，損害國家長期利益。儘管他的立場看似較為仁慈，實際上，他仍利用「利益判斷是非的正確標準」論述，從帝國利益出發，並非單純基於道德或人道立場。
在這場密提林辯論反映出雅典民主的困境——民眾易受辯論技巧影響，導致政策決策下降。雙方的言論揭露了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說服」民眾往往比追求真理和正義更加重要，必須靠「說謊」的方式告訴大眾所為「有利與否」、「正當與否」。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都對雅典公民的判斷力存疑，他們意識到民眾容易被「修辭」所影響，難以做出理性決策，因此皆選擇使用「說服性」辯論甚至言詞操控的手法來推動自己的立場。克里昂警告同胞不要被「悅耳言辭」俘虜，認為公民應該冷靜考量國家利益，而非被仁慈、寬容之心左右。戴奧多都斯則提醒民眾，民主體制中的辯論往往掺雜欺騙，政策的善惡難以僅憑表面言詞分辨，必須考量其潛在後果，更道出政策的合法性與真實性並非民眾唯一關心之事，利益才是推動決策的核心因素。
四、為什麼作者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第三卷第五章）?該篇章有何特殊之處？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第三卷第五章，特別重視對科西拉的叛亂的描述，因為這場事件不僅顯現出「希臘社會的道德崩壞」，更預示整個「希臘文明走向衰敗」的危險徵兆。這段描述不同一般的戰爭記錄，修昔底德在此首度以自身觀點直接評述，強調事件背後的倫理和社會意涵，也讓這章成為全書中特別突出的一部分。
在科西拉，因為內外勢力的影響，民主黨與貴族黨之間的鬥爭激化為殘酷的內戰，兄弟父子互相殘殺，甚至神聖場所也成為血腥屠殺的現場。修昔底德提及，這種黨派鬥爭不僅摧毀了社會秩序也引發倫理價值的全面顛倒，就連原本被視為卑鄙不齒的行為，諸如謀殺、欺詐和背信，竟然在黨派鬥爭中被合理化為「勇敢」和「智慧」的象徵，侵略行為也成為忠誠的表現，謀劃陰謀被視為自衛行為，顧全大局卻被看作懦弱，中庸變成軟弱，但是陰謀和報復的行為反而受到推崇，這些扭曲的價值觀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導致社會秩序即將墮落。
修昔底德在描述科西拉的叛亂時，並非著重於戰爭勝負本身，而是表述出希臘城邦體制衰敗的一個縮影，顯示當社會秩序崩壞時，暴力和殘忍將取代理性的人性墮落，當人們將短期利益置於公共福祉之上，並以狹隘的黨派利益凌駕於法律與道德之上，且黨派鬥爭的貪欲和個人野心驅使讓整個社會拖入混亂之中，社會便會陷入不可逆轉的窘況。當道德底線被一次次突破，人們為了滿足短期利益而犧牲公共正義，這種失序狀態是古希臘世界普遍腐敗墮落的預兆，更甚者，這樣的鬥爭只要人性不變，便會無限循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