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一、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可得出雅典公民的哪些自我期許與理想圖像？

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雅典公民對自我價值、民主政體以及對城邦的期許。這篇演說不僅是對陣亡將士的頌揚，更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愛國主義宣言，透過高度讚美雅典公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表達了雅典人對理想城邦的嚮往及其驕傲自信的自我認同，並激勵人民戰爭。

在演說的一開始，雅典人視自己為民主政體的典範，強調在城邦內部實行平等和自由的制度。伯里克利指出，雅典自創的政治體制，不僅是獨立自主的，還能成為他國效仿的對象，且權力由全體公民共同掌權，而非少數菁英的專利。再者，他們更利用「法律」反映對平等的重視，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論貧富只要具備才能，便能在政治生活中獲得表現機會。在日常生活中，雅典公民彼此尊重他人選擇的生活方式，不會因為鄰人做出與自己不同的選擇而產生偏見，他們相信每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志過生活，對個人自由的尊重使雅典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而在公共生活中，他們崇尚保護弱者，反對強凌弱並將「強扶弱」視為一種體面的行為，這些深刻的價值觀透過教育、風俗和社會秩序融入了雅典人的日常生活無形中奉行這些理想，維繫了城邦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另外，雅典公民的自我期許還包括追求智慧、美麗、勇氣和榮譽。伯里克利說，雅典人愛好美麗但不追求奢華，追求智慧但不至於變得怯懦。他們對財富持有一種務實的態度：追求財富是為了合理利用，而非用來炫耀; 同時，他們認為貧窮並不可恥，可恥的是使用不正當手段逃避貧窮。此外，雅典人對自身在城邦中的角色抱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不但關心自己的事務，也關心城邦的公共事務，認為每個人都應對政治有所認識，並且將言行一致視為基本準則，重視充分討論後再行動，展現了理性審議的精神。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和深思熟慮的態度是雅典民主的核心，只有勇於承擔風險並對後果有充分的準備，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勇敢。

這些價值觀使雅典公民在精神層面上保持了一種獨特的自制和勇氣，使他們符合雅典民主政體的公民氣質與德性，當雅典公民在生活中既能享受物質的美好，又能保持高尚的品格於每位公民的信仰之中，這個民主政體得以存續。而當人民擁有理性審議、果敢行事、勇於承擔禍福的精神，不僅投射出雅典民主政體的特質，更反映出雅典社會的主流價值與公民的自我期許。

最後，伯里克利以愛國主義作為演說的核心，塑造了雅典人理想的自我形象，強調民主平等、公正寬容、智慧勇氣、愛國情懷等特質，並且告訴家屬「但是像陣亡將士一樣死得光榮的人們和你們這些光榮地哀弔他們的人都是幸福的；他們的生命安排得使幸福和死亡同在一起。只有光榮感是不受年齡的影響的；當一個人因年老而衰弱時，他最後的幸福，不是如詩人所說的，是謀利，而是得到同胞的尊敬。」利用了演說的技巧，告訴戰爭家屬：固然心痛，但是不要悲傷，將士們的死亡是為下一代光榮，為自己的城邦而死，同時勉勵在場的親屬和公民們將陣亡者的英勇視為永恆的榮耀，並以此來激勵後人。而這個社會把獲得榮譽及他人肯定成為一個重要活著言行舉止的參考點，呼籲公民們不要忘記雅典的偉大，並以身為雅典人為榮，希望公民們能以陣亡將士為榜樣，為自由而奮鬥，勇敢面對任何挑戰，強化雅典公民的團結及城邦的榮耀，展現雅典人對未來世代的期許。

二、你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什麼評價？理由何在？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第六章中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以及所提到的特質展現出伯里克利在領導上高於一般領袖的道德標準與政治智慧：廉潔、尊重人民自由、卓越的領導力、純正的動機，以及敢於發表與公眾意見相左的立場，讓他能夠在當時的雅典獲得公民的尊敬與信任並在民主政體中脫穎而出，為他建立了領導者應有的榜樣，特別是在民眾批評聲中告訴人民利弊後仍能堅持其治國方針。

從修昔底德的觀點來看，我同意他對伯里克利「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之評價，當雅典城內爆發瘟疫並且面臨戰爭困境時，許多民眾紛紛將問題歸咎於他的政策，而伯里克利是少數能在民主環境中不逢迎民眾的領袖，我認為他清楚對於領導與籠絡之間的區分，一般來說籠絡民眾可能更有助於獲取短期支持，但是當領導人為了攏絡而迎合公眾做出決策，很容易偏離長遠的治國目標。 伯里克利則具備了保持個人廉潔和冷靜判斷的能力，在瘟疫和戰爭的重壓下，即便民意出現反對聲浪，他在安定人民的同時依舊堅守決策初衷和自己對國家整體利益的判斷，而獲得修昔底德的高度評價。於此，我認為在評價國家領導人時，民眾應首先考量其治國目標是否符合長遠發展同時觀察領導人的實際能力，尤其在危機中的應變和領導風格，是否在民意與專業判斷中找到「權衡」。

三、根據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請問：雙方爭辯的焦點？各自提出什麼理據？

在《密提林辯論》中，克里昂與戴奧多都斯兩位雅典政治家針對是否處死密提林戰俘展開辯論，反映出城邦對於「價值判斷」有所爭辯。此辯論反映當時雅典帝國的權力考量，以及政治決策中「善惡」、「利害」、「說服」民眾的複雜關係。克里昂主張使用殘酷手段震懾叛變者，藉以維持雅典的帝國秩序；戴奧多都斯則認為應放寬處罰，以確保未來盟邦的穩定和經濟利益。兩人的論述顯現出在民主政體下，政治人物為何不得不「說謊」來「說服」民眾接受不同的決策。

克里昂堅持處死密提林人，並以「正當且符合利益」作為主軸，認為雅典帝國依賴武力及威嚇維繫統治，任何背叛行為都應以嚴厲懲罰回應，否則其他城邦將視雅典為懦弱，進而增加未來叛變的風險。克里昂指出，民主體制中的民眾易被辯論所迷惑，反而無法明辨利害，並且批評雅典公民重視辯論技巧而非實質行動，容易在聽到新穎的建議時便偏離初衷，無法冷靜理性地評估國家長遠利益。在他看來民主體制的缺點之一是過於仁慈，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他認為處死密提林人不僅是對雅典帝國利益的保護，也是必要的正當行動。

戴奧多都斯與克里昂的強硬立場不同，反對處死密提林戰俘，主張採取較寬容的政策以確保雅典的長遠利益。他強調雅典過度殘酷的懲罰會促使其他城邦在叛變時進行更激烈的抵抗，導致雅典在未來的戰爭中損失更多資源，若民眾過度依賴刑罰來維持秩序，死刑未必能夠阻止犯罪，反而可能破壞雅典與盟邦之間的和諧忽略管理與仁慈的重要性，損害國家長期利益。儘管他的立場看似較為仁慈，實際上，他仍利用「利益判斷是非的正確標準」論述，從帝國利益出發，並非單純基於道德或人道立場。

在這場密提林辯論反映出雅典民主的困境——民眾易受辯論技巧影響，導致政策決策下降。雙方的言論揭露了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說服」民眾往往比追求真理和正義更加重要，必須靠「說謊」的方式告訴大眾所為「有利與否」、「正當與否」。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都對雅典公民的判斷力存疑，他們意識到民眾容易被「修辭」所影響，難以做出理性決策，因此皆選擇使用「說服性」辯論甚至言詞操控的手法來推動自己的立場。克里昂警告同胞不要被「悅耳言辭」俘虜，認為公民應該冷靜考量國家利益，而非被仁慈、寬容之心左右。戴奧多都斯則提醒民眾，民主體制中的辯論往往掺雜欺騙，政策的善惡難以僅憑表面言詞分辨，必須考量其潛在後果，更道出政策的合法性與真實性並非民眾唯一關心之事，利益才是推動決策的核心因素。

四、為什麼作者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第三卷第五章）?該篇章有何特殊之處？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第三卷第五章，特別重視對科西拉的叛亂的描述，因為這場事件不僅顯現出「希臘社會的道德崩壞」，更預示整個「希臘文明走向衰敗」的危險徵兆。這段描述不同一般的戰爭記錄，修昔底德在此首度以自身觀點直接評述，強調事件背後的倫理和社會意涵，也讓這章成為全書中特別突出的一部分。

在科西拉，因為內外勢力的影響，民主黨與貴族黨之間的鬥爭激化為殘酷的內戰，兄弟父子互相殘殺，甚至神聖場所也成為血腥屠殺的現場。修昔底德提及，這種黨派鬥爭不僅摧毀了社會秩序也引發倫理價值的全面顛倒，就連原本被視為卑鄙不齒的行為，諸如謀殺、欺詐和背信，竟然在黨派鬥爭中被合理化為「勇敢」和「智慧」的象徵，侵略行為也成為忠誠的表現，謀劃陰謀被視為自衛行為，顧全大局卻被看作懦弱，中庸變成軟弱，但是陰謀和報復的行為反而受到推崇，這些扭曲的價值觀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導致社會秩序即將墮落。

修昔底德在描述科西拉的叛亂時，並非著重於戰爭勝負本身，而是表述出希臘城邦體制衰敗的一個縮影，顯示當社會秩序崩壞時，暴力和殘忍將取代理性的人性墮落，當人們將短期利益置於公共福祉之上，並以狹隘的黨派利益凌駕於法律與道德之上，且黨派鬥爭的貪欲和個人野心驅使讓整個社會拖入混亂之中，社會便會陷入不可逆轉的窘況。當道德底線被一次次突破，人們為了滿足短期利益而犧牲公共正義，這種失序狀態是古希臘世界普遍腐敗墮落的預兆，更甚者，這樣的鬥爭只要人性不變，便會無限循環下去。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1)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可得出雅典公民的哪些自我期許與理想圖像？

答:

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中，雅典公民的自我期許和理想圖像被描繪得極具崇高感。

此演說展現出幾個雅典人的特點:

他們對雅典的民主制度的驕傲、個人自由與責任的平衡、對人民和勇士的勇敢與愛國精神的推崇。

1.民主制度的驕傲：

伯里克利在演說中說出:"我要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從我們鄰人的制度模仿得來。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欸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讓一個人在負擔公職優先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真正的才能。"

伯里克利強調雅典的民主制度是自創的，而非與鄰人學習得來，並認為這是雅典優越性的來源。雅典公民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並且享有平等的參與權利，無論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還是參與決策的機會。他們自豪於這樣的制度，並以此為城邦的特色和優越象徵。

2.個人自由與集體責任的平衡：

伯里克利在演說中提到:"在我們這裡，每一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物: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對於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這是我們的特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

伯里克利讚揚雅典公民在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仍然對公共事務抱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既尊重個人的生活方式，也關心城邦的事務，這種對個人與公共利益的平衡被視為雅典人的理想。

3.勇敢與愛國精神：

博立刻立在演說中讚揚勇士:"他們貢獻他們的生命給國家和我們全體；至於他們自己，他們獲得了永遠長青的讚美，最光威燦爛的墳墓:不是他們的遺體所安葬的墳墓，而是他們的光榮永遠留在人心的地方。"

伯里克利稱讚雅典公民的勇敢無畏，尤其是在保衛城邦時的表現。他指出，雅典人是自願為城邦戰鬥的，這種自願精神來自對城邦的深愛，並非出於強迫。這種愛國精神以及對城邦的無私奉獻，成為雅典公民自我期許的重要特徵。

(2)你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什麼評價？理由何在？

答:

我同意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的這句評價:

"能夠尊重人民自由，同時又能夠控制他們。是他領導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導他；因為他從來沒有從不良的動機出發來追求權力，所以他沒有逢迎他們的必要:事實上他這樣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至於他可以對他們發出怒言，可以提出反對他們的意見。"

在我看來伯里克利的領導風格是務實而富有遠見的。在先前的文章內容中可以判斷出他並非利用強硬、逼迫、洗腦等方式強迫雅典人民要為城邦付出，而是利用歌頌戰士們的方式，宣揚他們的戰績，並利用他們的聲名將會名留青史的事實作為告訴廣大雅典公民應該將戰士們戰死的事實視為榮譽的。

且我認為他善於衡量國內外情勢，冷靜思考並做出符合城邦利益的決策。在戰爭時期，伯里克利推崇一種保守防禦的戰略，避免正面衝突以保全城邦實力。這種領導風格顯示出他理性務實的戰略眼光，符合城邦的長遠利益，也證明他並非出於個人名利考量，而是真正以國家利益為重。在後來城邦遭遇戰爭與瘟疫雙重打擊，起初伯里克利雖為全體雅典公民的攻擊對象，但後來，經過一番演講後，全體公民的怒火也因他發表的言論稍稍平息，這樣的結果展現了伯里克利在雅典城邦中是一位具有高度的公信力與道德影響力的領導人。

(3)根據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請問：雙方爭辯的焦點？各自提出什麼理據？

答:

克里昂主張應該嚴厲懲罰，戴奧多都斯則建議應該寬容對待。

這場辯論的焦點在於:"如何平衡嚴厲懲罰和寬容政策，以確保雅典在盟邦中的權威和穩定。"

以下為雙方主要的理據：

1. 克里昂的主張：嚴厲懲罰

克里昂主張對密提林實行極為嚴苛的懲罰，即處決所有成年男性並奴役婦孺，以嚴懲叛亂並威懾其他可能反叛的城邦。

他的理據包括以下三點：

(a)確保雅典盟邦的順從：克里昂認為寬容會使盟邦覺得叛亂後可輕易得到赦免，從而削弱對雅典的畏懼。嚴厲的懲罰有助於維護雅典的權威，防止其他城邦效仿密提林叛亂。

(b)報復與公平：他主張密提林違反了與雅典的盟約，理應接受報復性的懲罰。這樣的懲罰不僅是對雅典權利的保護，也是對背叛行為的公平回應。

(c)預防未來叛亂：他認為對密提林的嚴厲處置將對其他附庸城邦產生威懾效果，阻止未來類似的叛亂行為。

2. 戴奧多都斯的主張：寬容對待

戴奧多都斯則反對克雷昂的極端措施，主張寬容處置密提林，以保護雅典長遠的利益。

其理據包括以下三點：

(a)避免激化反抗情緒：戴奧多都斯認為嚴厲懲罰只會加深盟邦對雅典的敵視，反而可能引發更多叛亂。寬容處理會讓盟邦感到安全，進而穩定雅典的統治。

(b)實際效益優先：他指出對密提林居民的處決對雅典沒有實質利益，反而失去一個重要的盟邦。保持密提林的忠誠和經濟貢獻，對雅典更為有利。

(c)給予悔改機會：他認為允許密提林悔過並留住他們的力量，能有效保護雅典的經濟利益，避免採取殘酷政策而導致盟邦逐漸疏遠。

這場辯論的焦點圍繞在「懲罰的嚴厲性」與「穩定的長遠利益」之間。克里昂主張以極端手段威懾，確保盟邦的服從；而戴奧多都斯則認為，寬容能更好地促進雅典的利益和長遠穩定。最終，戴奧多都斯的意見得到了多數支持，雅典決定放棄屠殺密提林的計劃，僅處決了領導叛亂的少數人。

(4)為什麼作者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第三卷第五章）?該篇章有何特殊之處？

答:

修昔底德會特別注重科西拉的叛亂是因為這場事件揭示了戰爭對希臘城邦內部秩序、道德和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

科西拉的內亂代表了一種劇烈的內部衝突，其影響遠不僅限於一個城邦，而是反映出整個希臘世界在戰爭背景下的道德崩壞和社會撕裂。

以下四點這一篇章的特殊之處：

(a)揭示戰爭對人性和道德的腐蝕

科西拉的內亂使修昔底德得以詳細描述戰爭如何加劇人性中的惡，並使社會道德迅速崩潰。在科西拉的例子中，忠誠、親情和道德信仰都被犧牲在黨派鬥爭中，無數人因為政治立場而背叛朋友和家人。這一現象顯示了戰爭帶來的道德危機，修昔底德在此強調，隨著戰爭持續，傳統價值觀和道德標準變得模糊不清，人們只遵循權力與自保的邏輯。

(b)極端黨派對立的象徵性

科西拉的革命是標誌著希臘各城邦中貴族派與民主派的敵對情緒升級的象徵。修昔底德描述了不同派系間的激烈鬥爭，強調這種對立使得任何共識或和解變得不可能，政治鬥爭變成了生死之爭，反映出社會的撕裂程度。這也預示了戰爭進一步加劇後，希臘世界將面臨更多類似的內部分裂和衝突。

(c)對修昔底德歷史哲學的闡釋

修昔底德認為歷史並非僅僅是事件的紀錄，更是對人性和社會結構的探討。通過科西拉的內亂，他不僅描述事件本身，還深刻分析了衝突對城邦內部結構和道德秩序的摧毀性影響。修昔底德指出，戰爭帶來的恐懼和偏見使人性暴露出殘酷的一面，從而使社會陷入「全城敵對、親友互害」的慘狀。這些洞見成為修昔底德歷史哲學的一部分，強調人性中潛在的暴力和自私，尤其在極端情勢下將會被無限放大，嶄露無遺。

(d)提供希臘城邦社會崩壞的縮影

科西拉的內亂成為戰爭背景下希臘城邦社會崩壞的縮影，顯示戰爭帶來的結構性混亂和衰退。

修昔底德以詳細筆法描述了各派系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行為，城邦內的法律和信任基礎逐漸崩潰。這一現象隨後蔓延至其他城邦，形成了希臘城邦的普遍危機。修昔底德以此警示後世，戰爭的破壞力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社會與人性的全面崩潰。

修昔底德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革命，因為這場內亂展示了戰爭對希臘社會的深遠影響，揭示了在極端情境下人性和道德的黑暗面，並且象徵著整個希臘世界的道德敗壞與社會撕裂。這篇章不僅是一段事件紀錄，更是修昔底德歷史哲學的深刻闡釋，強調戰爭如何導致社會的全面崩解和人性的墮落，並提醒後人需思考戰爭對社會秩序會造成怎麼樣的毀滅性後果。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一、在伯里克利的演說中，他把戰場上失去生命的戰士說成是光榮的，他不認為為了帝國而失去生命是令人難過的，相反，他告訴雅典人們，雅典城的每個人都是為了城邦，把最好的東西獻給國家，而你會得到長青的讚美，這是光榮的。而陣亡將士的死亡和現在正在哀悼他的光榮的死者親屬，都是幸福的，那些將士捍衛祖國的行為，使他們的缺點都被抵銷，因為他們為祖國做的抵銷了他們在私人生活的失誤，也可以說，為國所做的，才是最重要的。伯里克利給雅典人們建造的價值觀是，身為這個城邦的人們，你們有義務為城邦做所有事，並告訴他們，這是自古以來的規則，他給雅典人們樹立為國犧牲的光彩的，告訴他們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當後世人們不再歌頌你時，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死亡。雅典人們的理想就是帝國，不只他們自己，整個希臘半島上，尤其是那些被他們統治、殖民的，都應該為自己成為雅典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伯里克利說：「我們交朋友是給他人好處而不是從他那得到好處，我們是慷慨的，我們為慷慨作戰 、為慷慨而死。」在雅典人看來，侵略並不是帶來不幸，而是為你們加入偉大帝國的恩惠。

二、我認同修昔底德評價伯里克利「能夠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時又能控制他們。」

在讀到有關伯里克利的演講時，我感覺到他擅長辯論、安撫和激勵人心，並且將大眾導向他要的那一方，他不會用武力、或強制讓人屈服於他的手段，而是用語言控制、改變人的所思所想，在人們的眼中，他是尊重大家的自由的，因為他沒有威逼人們站在他那邊，但他確實用語言的巧妙很好的控制人心，在葬禮演說篇，他在那些死者親屬面前講得慷慨激昂，他激勵人心，叫他們為國捐軀，叫他們不要恐懼死亡，因為為國而死是光榮的、幸福的，又說到這是自古以來祖先的規則，這樣的演說使人們願意上戰場，沒有人會覺得自保更加重要，因為伯里克利在一開始就預設了帝國就是人們的一切，這是作為當權者他需要的，人民的跟從。

在這篇張中，他很好的挽救自己的處境，或許會有人質疑他在葬禮演說之所以能大獲成功是因為當時的雅典還很富裕，但現在這個被瘟疫侵蝕，又要對抗戰爭的雅典，無疑是最脆弱的，但他依然獲得人民的原諒和支持，一樣的，他總是把自己帶入帝國，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國家，說自己並無私情，他總是講自己和國家（所有人民）綁在一起，並表示自己總是站在人民的角度想，這樣人民們又要怎麼真正的恨一個為自己著想的人呢？這點足以證明伯里克利是擅長操弄民心的，他總是知道人民要什麼。

或許就像作者說的，他從未從不良動機出發追求權力，但在我看來，伯里克利要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將自己與帝國綁在一起了，他認為帝國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所以當人民聽到他的演說時，並不會感覺到他是自私的，反而會認為他是明君，可是以大局來看，他終究是自私的，因為帝國興盛他才有榮耀，最終他依然是以利益為考量，而戰場上有多少犧牲者，他並不是那麼在乎，因為那只不過是推進龐大帝國下的小小齒輪，而他的後輩之所以會被作者評為愚昧自私，只不過是他們將自己的野心拙劣地暴露在大眾面前，而且那份野心還是為了自己，而不是帝國（人民們），如此以來，後輩和伯里克利的評價差距又更為巨大了。

三.雅典人在討論如何處置密提林人時，有兩派不同的作法

一派是克里昂認為的，應處死他們，原因如下：

1.首先，處死他們是最保險的手段，他們之後才不會造反。他認為那些提議不要處死密提林人的人是收了好處，是自私而不是為了帝國著想的。

2.提醒雅典人，不要自作聰明，被憐憫心迷惑，有些自以為聰明的人總是不照規則走，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比規則更聰明，最後引來災禍。

3.這不是暴動，人們只有在被壓迫下才會暴動，雅典尊重他們 ，讓他們有自己的政府，但他們卻背叛雅典，這是有計劃的侵略。

4.即便這是政府謀略的，人民是無辜的，人民也有補救的機會，就是在暴動時站向雅典那一方，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這是他們應有的懲罰。

5.如果給被逼而暴動的人，和自動暴動的人一樣的懲罰，那所有人都會因為很小的藉口暴動，因為成功了他們能有自由，失敗了不會有可怕的後果。

最後，他反問雅典人們，想想如果是他們勝利的話，他們會怎麼對待我們？

另一派是戴奧都多斯提出的，他不認同全部處死，他們應收到懲罰，但不應該如此極端，他的理由如下：

1.他先反駁克里昂說他的建議是蠱惑人心的，他提醒雅典人匆忙是愚笨的，憤怒是幼稚和心胸狹窄的，即使處死密提林人能安慰雅典人的情緒，雅典人應理性看怎麼做才對帝國有利。

2.他反駁克里昂說他的建議帶有私人利益，並說當今的時代一個真誠善良的建議也和一個壞建議一樣被人懷疑，當有人真心的為帝國著想而提出意見時，人們也會質疑他帶有私利而抨擊他，害所有人都必須靠說謊說服他人。

3.雅典人要注意的不是密提林人有沒有罪，而是我們的決定是否是正確的（對帝國是否有利）。

4.即使現在的處罰嚴厲，還是有人犯罪，我們需承認死刑已無法約束人是否要犯罪，只有當人們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不可能成功時，人們才不會去做。

如果給他們一條生路，讓他們知道叛亂不會成功，他們會選擇投降，但如果選擇全部處死的話，他們將會更激烈的抵抗，因為不管怎麼樣，都是一樣的下場，而帝國最後得到的會是更殘破不堪的城邦。

5.密提林人民是被迫參加叛變或沒有參與叛變的，當他們得到武器是，他們自願將城邦交給雅典，如果將他們處死，這是不公義且有罪的，更重要的是，平民是對雅典最友好的階級，不要把活著而對我們有利的人處死，帝國應該從他們拿取得好處（納貢等）。

兩派都強調自己的主張是對帝國有利的，很顯然，總重要的不是道德，而是利益，所謂的是非對錯，定義他的是利益。

四. 在描述整個希臘發生的大城邦與大城邦的戰爭的這本書裡，一個小城邦的內亂似乎不足掛齒，但這篇卻很好的總結戰爭，關於人為什麼屠殺人、為什麼要侵略其他人，以及這場內鬥所牽扯到的兩大陣營，雖然說是一個小城邦內的故事，但他牽動的卻是整個希臘半島，他可以說是整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縮影，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作者高度重視他的原因，即便過了幾千年，這場亂鬥依然能對應到各時代的歷史，他不只是一個戰爭的縮寫，更可以把它認為是對人性最深處的描繪，且不管在何時、何地都適用。

當政局越不穩定，底下就越暗潮洶湧，在當權者有很多的權力時，人們不敢展現自己的野心，但只要有一點空隙，大家就會迫不及待的奪取自己的利益，而每個人的一點私慾，最後總會捲起大禍。

在讀這篇讓我最有感的不是人民如瘋子般屠殺自己認為的敵人（即便他們是同胞），因為我認為當人群聚在一起時判斷力是會下降的；讓人最覺得諷刺的是那些會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的人為自己的辯解，他們稱陰謀即智慧、報復比自衛更重要，他們鼓吹侵略、犯罪，因為這麼做能讓他們得到利益，而那些遵守道德而失利的人，不再被尊敬而是成為他們口中的愚蠢，他們鼓吹底層一切為黨，教導他們算計是值得自豪的，而現在整個科西拉，由上到下都支持這個觀點了，然後那些底下的人，有一天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反噬上位者。

這篇文章毫不隱諱地寫出人性的貪欲，我認為這是給我們這些後世的警告，很可惜的，在遙遠的數千年後，這種風氣並沒有消失，而且一直以來它依然不斷上演，就像內文寫的「那些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綱，一方面主張民眾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主張安穩而健全的貴族政治，他們冒充為公眾利益服務，但實際上是為了他們自己謀得利益。」

時至今日，那些台上的政客們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攻擊那些會有損他們利益的另一方。

熱身階段的自我省察

1. 現實感是談及柏林思想繞不過去的基礎，因為它連同歷史意識不僅是柏林據以反對一元論必旁徵博引的佐證，作為一個活躍於冷戰兩極對立的時代的思想家，柏林的方法，或著說他對時代的回應並不是如同他的前輩一樣，以「包羅萬象的邏輯」抑或致力於將歷史或社會化約成一門「科學」，而是強調削足適履的危險性。因此「社會與歷史現實」在此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寬容，甚至可以說是模糊的框架，柏林始終都是以分析和批判回覆時代。在此，我想先闡述我所理解的柏林作為價值多元論者的重點。
2. 多元和一元的對立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多和少的差別，而是雙方從根本上就對人的理性和對象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试图削足适履，改变事实以符合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社会进行一种活体实验，直到社会变成理论原先宣布实验应该使之成为的样子。』根據柏林在政治判斷力（p59）中的形容，其所想要強調的是「體系」將抽象的邏輯推演結果視為比人類真實經驗更高級的東西，這種觀點的危險性從恩格斯諷刺德國觀念論的詞彙就能看出一二：『德國人有一種非常嚴肅的徹底深思精神，當他們每個人闡述他們的新學說時，他首先要將它提煉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一定要證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基本規律最後都會引導到這全新的絕妙理論上來』。體系的發明者宣佈自己的理論是屬於所有人的，正如他創造自己的體系的過程中毫無衝突一樣，康德正是認為藉由道德立法，所有人的理性都將會導向一個和諧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又是由所有人都認為的最終目標引導的（不論那是什麼）；關於這種看法甚至都不用柏林出手，恩格斯隨後對啟蒙時代的偉大哲學家做的嘗試已經下了註解：『感性之物變成了理性之物，變成了數學家的抽象經驗，它因此也就具備了理智所特有的無所顧忌的特徵』，削足適履正是在形容，當這些體系的執行者將他們所信奉的方式運用到現實中，他們所面臨到的困難與反抗，那些被視為「反動的殘餘」的群體，正是體系在設計之初就被排除之外的，他們在體系創作者的筆下被剝奪了被承認的權利，並在現實的打壓中被毫無顧忌的扔進了墳墓，柏林用赫爾宸的說法形象的比喻了這個現象，『歷史的祭壇』。
3. 所以，一元論的危險性在於這種預設的特定理解，理性並不會使某些運用得比其他人更好的人變成先知，恰恰要警惕的就是這種宣稱，啟蒙的危險性在於盧梭所說的『強迫變得自由』，即為了讓人達到理想的共善，需要最後一次強制，在體系看來這種強制是合理的、是符合那個烏托邦的全體利益的，這正是極權的雛形，只不過在現實中替這種無上權威代言的是極權咨意的掌控者。在歷史上如此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以柏林的說法而言，其所造成的歷史「倒退」是讓哲學家們瞠目結舌的。這也帶出了第二層次的討論，即歷史的地位，或著說，歷史在研究者手裡應該做為什麼樣的角色。
4. 『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 “ 进步 ” 的方向 ，即我 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 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現實感（p4）中提及的這種歷史規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原教旨的蘇聯馬列主義，伴隨著二十世紀初的路線之爭，歐洲各國的左派份子紛紛被打成工賊、叛徒、修正主義，如果真的有那麼一絲全球革命的浪潮，也在這場爭鬥下被消滅了；在此，除了看出這樣的「歷史規律」如同上述一元論的嘗試一樣，否定了因時制宜的具體做法，作為旁觀者，更需要深思的是，在歷史中人作為一種自為存在的意義。這對我們是明確著存在一個此岸的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進程，我們只要能夠在不斷與外界交互影響的過程中認識那不論是先驗的或是唯物的必然性，就能達至解放，抑或是我們所面臨的只是且永遠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唯一確信的事情就是自為存在本身？乘著啟蒙餘暉的哲學家們不只一次宣布當人的理性認識到必然性，就能推翻人被外界和自身宰制的狀況，但當視角聚焦於歷史中每一個行動的個體時，多元繁複且不斷變動的感性經驗，諸如傳統、道德、倫理、慾望仍然在規範著人類，甚至照柏林的說法這幾乎是我們唯一確認的現象；只有當理性被視作一種封閉的思考，即人類能在邏輯選擇中，不斷地將各種經驗、價值做出排序直到最高點，服從理性的同一性，所謂的歷史規律只有建立在如此基礎下才能成立的。柏林一直以來強調的社會與歷史現實，其實是一種關懷每個人具體經驗的方法，它標誌了一個對上述歷史規律想像明顯的批判，即抽象思考和人類世界的道德、政治問題之間往往有一線難以轉譯的鴻溝。
5.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尼采這段話能在此為價值多元論的方法和判準做一個總結；歷史作為某種累積，無論將它堆砌起來的是權力意志、排他性的選擇、或著是單純的證據，它始終都是作爲一個運用的工具、一個具備自己獨特性、差異性的事實，來為研究者提供靈感的，兩邊角色一對調，歷史的活力就死了，正如辯證法只有在不斷的矛盾中才能永無止盡地前進一樣。現實感是放在具體的情境下才能生效的，人是有選擇自由且為自己選擇後果負責的行為者，否認這件事會使人作為純粹在歷史中失去能動性的產物，而在人們做出選擇時，多元意味著人們理性上能服從的規範性原則不只一個；相應的，對歷史做出道德判斷，並不需要一個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為這種判斷背書，『指责奴隶制给艺术或科学造成了灾难，这在我看来是 一种伪善。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种足够严格的历史联系，证明奴隶制给这些活动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我们要谴责奴隶制，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给予人类在一定限制内选择思考什么及如何生活的权利，这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本身是有价值的。』（p81），面對歷史能做出的是一種「判斷」，這種判斷來自於審慎考量歷史後得出的「相信」，在柏林這裡，這種判斷的來源是他觀察到歷史上充滿著藉由解放之名對人類實行的傷害，因此他相信，尊重每個人為目的的同時尊重其選擇的事物。
6. 延伸之一：如果我們只能在歷史上，以後驗的方式，不斷對我們所面臨到的具體情境，做出相應的、審慎的、具有所謂現實感與歷史感的「判斷」，很直觀的，這種判斷本身就有模糊性，因為判斷牽涉到對「何謂傷害」的解讀，這種解讀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譬如對富人課高額稅率或是干涉大公司的權限，算不算是一種壓迫？柏林在文本中舉的例子都非常直觀，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史達林的大清洗，這些傷害現象十分明確，換句話說，能為柏林的現實感和歷史感上提供明顯的警惕。但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這些涉及自然環境、經濟不平等、不平衡權力關係之類的問題是否造成傷害相對而言就隱蔽許多；我疑惑的是保證價值多元本身不會規範價值體系內的權力關係的正當性問題，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價值多元論就會後退到自由保守主義的範圍內，變得有為現狀辯護的危險，如此一來，單純用聚焦傷害來作為判斷基準會不會（一）忽略體系內更深層的權力關係或（二）限制改革的可能性？
7. 延伸之二：連結上述延伸之一的疑問，這種留下模糊空間的表達，將探討的視角侷限在明確的現實表象之上，會不會在脫離所批判的冷戰時代背景後，就失去了進一步的指導意義？譬如批判理論在描述社會現實的時候，隱藏著「超越性」的替代選擇，即除了現狀是否還有其他可行的可能（提出審議民主取代代議民主的可能），但柏林更傾向於描述眾聲喧嘩的「事實」而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熱身階段的自我省察

 『理想的追求』

    「在某一刻，我意識到，所有這些觀念的共同之處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理念：首先，像在科學一樣，所有真正的問題都應該有且只有一個真正的答案，而其他的答案都必然是錯誤的；其次，必定有一條可靠的途徑導向這些真理的發現；第三，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了話，必定彼此融洽、俱成一體，因為真理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這一點是我們先驗地知道的話。」（理想的追求p.9）在閱讀此書的起點時，書本前幾章提到柏拉圖式「單一真理」的概念讓我困惑許久，柏拉圖認為所有問題應該有唯一正確答案，其他皆為錯誤，而這些真理必須融洽無衝突。然而，這在現實中似乎難以實現，因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標準尺規來驗證我們所認知的是否為同一真理，甚至有些問題可能根本無法有正確解答。柏林在書中提及19世紀的思想家挑戰了這種單一真理觀「沒有永恆的真理，有的只是歷史發展，連續的變化...」（理想的追求p.10）進一步提出歷史的本質和意義（連結到後續老師的上課課程，告訴我們歷史的重要性），讓我知道柏拉圖式的單一真理是可怕的。

    再者，柏林進一步帶出「不同的價值可能會有衝突—這就是為什麼不同的文明會有抵觸…」（理想的追求p.15）的價值多元論（理想的追求p.16-17），進一步指出，真理是複數的，且無法排序，歷史的多變和人性的多樣性讓人無法找到「終極真理」。而現實中如老師課堂所述，我們位在一個「眾聲喧嘩」令人吵雜的環境中，每個人擁有許多不同的價值觀，所有的價值衝突要努力維持他，在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環境中，我們需要去聆聽各種不同立場，不消弭異己的聲音，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以此來防止陷入絕境，或者是做出偏狹的選擇（理想的追求p.21）。 而這個不穩定的平衡的關係是要維持韌性自由的環境，這個環境又不只是表達，而是不妨礙他人自由。

    在這樣不穩定的平衡環境下，柏林強調主張自由是價值多元的基礎，沒有自由，價值多元就是空談。但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一直反覆在思考這個難題，因為我們的認知有限，面對異己觀點時容易感到怯懦與不安，我不知道什麼是正確錯誤，也缺乏決斷力（自由？異己的意見平衡？），但這樣的狀況讓我思考：如何在眾聲喧嘩中確保自由，同時保持價值多元的觀念？ 而如今，反映在自己身上，我好像也陷入在眾聲喧嘩中，讓自己成為盲目的追隨者。我試圖去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的盲目或許只是在那個當下沒有意識到？其實盲目的追隨好像也不是那麼盲目？在認識更多知識的過程中會有另外的解答或見解？ 以及怎麼接近所謂的真理？ 還是像是柏林在書中說的「我們所知仍然太少，而且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缺少足夠的敏銳和洞察力，我們的認知仍將微不足道。」（現實感p.22）我們永遠會因為缺乏認知而盲目追隨？但是這個答案好像是我現在給自己的折衝，因為現在的盲目好像也是自己選擇的。

『現實感』

    讀完《現實感》我認為學習歷史的難題主要在於：如何透過歷史研究培養出「現實意識」，以及面對現實中的複雜決策時，如何達到深刻理解與有效判斷，並跳脫科學定律的框架，看清歷史事件的表象。書中提及「每個人、每個時代可以說至少有兩個層次：上層、公開、照亮、容易注意、清楚可以描述的表面：相似之處可以抽取並濃縮成定律法則;表層底下則是一條幽徑，進入愈來愈不明顯而愈來愈深邃又無處不再的特徵，與感覺及活動密切相融而極不容易與之分辨。」（現實感p.22），正如柏林所述，真正的歷史研究在於「以生活的方式」融入現實，與日常緊密結合，並以不明顯但無所不在的方式抓住「幽徑中的無限微小」來了解歷史對現今的影響。

    閱讀《現實感》時進一步思考的收穫是歷史和現實感之間的聯結，幫助我們在眾聲喧嘩中保持判斷力，也在價值多元的社會中保持開放及包容力。

『政治判斷力』

    「政治判斷永遠不必再談本能、天賦、頓悟或無法分析的天才靈感，政治判斷從此應以顛撲不疑的知識為基礎。」（p.48）在學習《政治判斷》時，我覺得最難的是將「政治判斷」這個無法複製學習傳授的先天能力內化，他沒有一個準則或SOP可以學習，我們好像只能藉由漸漸地接近，透過經驗或常識因地制宜地理解特殊情況的複雜因素。

    而在這個文本中，柏林強調政治人物需具備判斷力，但是藉由老師的引導，點出民主政體的公民也需要判斷力，才能正確評估並選擇適合的領導者，也讓我去思考自己在政治現實中的角色，是否也成為沒有判斷力的「消費者」？而社會大眾的政治判斷力是否足夠？我們要怎麼增進大眾的政治判斷力並選出政治判斷力的領袖？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在《政治作為一個志業》中，韋伯透過探討政治、政治家應具備的特質等，說明政治活動在整個生命操持的意義。這篇演講給我最大的所得是對政治家的人格要求，若要作為一個政治家，有許多現實中的價值和責任的挑戰。例如，他所說的「虛榮的破壞力」（§55）和政治家需具備的「切事的熱情」（§53），讓我意識到政治家若迷戀權力的象徵，非為目標服務，將會危害整個體制的正當性和倫理，以及做錯的決定可能會影響的後果。

    在學習過程中，§ 52 志業政治家的出路「除了必須抵抗強大的誘惑之外，這條生涯也會帶來不時的失望。」 說明從政會有誘惑、墮落、失望，我的疑惑在於：為什麼從政作為一個政客，必定要抵抗誘惑且常常帶給失望？為何政治如此？如果會碰到很多誘惑，遇到很多事情會對政治很失望那為何還是有人持續的從事政治？這個結果是必然的嗎？就算把這個理論放在那些被虛榮心吞噬而追求權力的政治家亦同？這個誘惑是權力帶來的虛榮感嗎？ §56 信念以及價值對政治行動的意義「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 —甚至經常 —和其原先的意圖（meaning, intention）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 有時候，這種關係甚至是完全弔詭難解的。」「這完全是事實，甚至是整個歷史的一項基本事態。」 說明政治意圖可能良善，但結果糟糕，而且是常態。 這個狀況也是政治人在生涯失望的原因嗎？那個不配當而完全弔詭難解的具體是在說明什麼？(是權力？誘惑？還是有其他原因？)還是他實然是如此？沒有任何能突破或其他例外嗎？

    在『政治判斷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個文本中似乎都在鋪陳著老師授課的核心問題：無論對治國者或民眾而言，為什麼政治判斷力都是重要的能力？ 我認為不管是治國者或民眾而言，最理想化的狀態是大家都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考的能力。治國者不戀棧、不為權力而從政，民眾知道自己的選擇以及為何而選，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都是能理性看待、並接受自己做出的決定。但是這僅是最理想的狀態，實際生活中大多數人都還是不理性，就讓我去思索這個世界有社會是可以達到這麼理想狀態嗎？還是我們只能接受這個社會就是不理性的現實？

『哲學與政府壓制』

    「為什麼哲學家特別有必要受保護，使其不受社會壓制？」

這個問題貫穿了整篇文章，文中提及「這就是為什麼哲學活動--它在新情況下永遠地追求著新答案，承認那些人類情況永遠處於變化當中，認為絕不能為了過去或將來而犧牲現在--與個人能在其中如自己希望的那樣思考和從事他所喜歡的事情的、起碼的公民自由領域的存在如此息息相關。」「當然，如果哲學家完全不受控制，沒有一個社會將是百分之百安全的、穩如磐石的。」（p.84） 而哲學如此重要，必定要獲得充分自由，一方面是人的精神本性，另一方面推進人類的文明，但是哲學與社會壓制需要維持一個權衡，在哲學活動不要影響政府的統治的同時，讓哲學帶來干擾降到最低。哲學永遠提醒我們人們不要認為存在不變的問題和最終的解決，放到現今台灣社會在學術和言論自由方面的保障，是否能夠充分支持哲學自由？或是否存在潛在壓制？

『西洋政治思想學習難題』

    西洋政治思想這門課對我來說的困難點在對於文本內容的掌握，一開始在閱讀時會覺得內容艱澀難懂，時常會在第一次看文本的時候會不自覺的慌神或因不理解文本想要表達或傳達的概念而排斥閱讀，也覺得自己沒有讀到重點和老師上課節錄的重點有所差異。但這次的熱身活動，從認識理想與危險，告訴我們柏拉圖的單一真理是可怕的，使我們要在價值多元且眾生喧嘩的環境中找到不穩定的平衡，並保持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而不從眾。再者，從現實感認識歷史，查知實際事物間的關係現實或歷史意識，並從政治作為志業、哲學與政府壓制，找到政治活動在整個生命操持裡的意義，進而去思考「無論對治國者或民眾而言，為什麼政治判斷力都是重要的能力？」以及「為什麼哲學家特別有必要受保護，使其不受社會壓制？」讓我更具象化對於政治思想的學習脈絡。而老師上課提出的問題會一直讓我思辨，持續的思考並且顛覆原本的既有思考模式，有時候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或提問，實際上並無既定解答，甚至可能無法解決。好像只能持續思辨、持續質疑，接受不確定性衝擊自己腦袋以及嘗試去思考問題在現實生活中的折衝答案（自己對於目前問題能接受的回答）。

熱身階段的自我審查

 根據篇章《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

覺得整篇讀起來相較吃力，所以同時另尋了原文及繁體對照版

覺得吃力的原因有：

1.翻譯的用語，對照原文後，才能比較理解其中的意思

像是從一開始就一直提到的”受監護狀態” 我去查了之後，認為”不成熟狀態”更能從原文中得出中文的精髓

2.可能因為翻譯的關係，使用了很多轉折語氣與贅詞，閱讀起來不易

3.第40頁的36節 最後一行：”無論誰甩脫這腳鐐，都仍然會即便跳過極窄的溝，也是沒有把握的一躍”這段上比較不能理解，並且在用語上的堆疊，更致使閱讀的不易

雖然多看了幾遍，但是還是能逐漸了解並將自己帶入作者的情景，也試著以他的角度來思考其中的意思

熱身階段的自我省察

一、政治作為一項志業-閱讀所得

      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使人握有插足他人生活的權利，使志業政治家認為其擺脫庸庸碌碌之生活，將問題回歸至「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頁220），文中提到三項特質，一是對「踏實的理想」之熱情，不能走向虛榮，且與「沒有結果的亢奮」大相徑庭，二是作為自身行為的終極指標的關鍵：責任，三是冷靜的判斷力，韋伯強調一名政治家在面對複雜、動盪、充滿不確定性的現實中，身為領導者如何平衡理性與激情、動機與後果、現實感與遠見，在此過程中承擔起責任，同時做出明智的決策。

      在文中提及兩種為人類行動提供倫理意義的準則，分別是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這兩種準則在根本上互異，同時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頁227）心志倫理強調行為者的動機，責任倫理則是要求行為者須向其行動之後果負責，韋伯認為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間存在張力，因它們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閱讀文本的同時，我抱持著一個問題「根據韋伯對心志倫理及責任倫理的區分，一名領導者面臨重大決策時，應該更強調道德動機的純潔性，還是更注重行為後果的責任承擔？當一個決策者出於道德信念選擇一項政策，此項政策會導致嚴重的負面結果，甚至影響整體社會穩定及人民福祉，領導者應如何平衡心志倫理及責任倫理？應該堅守道德還是改變政策以求降低負面後果？取捨的標準又該如何界定？」

      讀完文本後做了些統整，無論是動機、熱情皆屬於個人內心主觀的範疇，公共事務涉及到人際間的事務，就不存在由善良出發的後果皆是善果的論點。在現實政治中手段代表一切，因道德標準所謂的負責並不等同於在政治上對其領導的人民負責。這時可以再延伸出一個問題「正當性對公眾意味著什麼？」韋伯關注一名政治家如何在現實中利用行動獲得人民支持，即使其道德動機並不完美。

      回顧歷史中從未出現一個道德完美的政治家，在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日常規範中可能皆擁有了「不道德」的基因，如美洲的殖民史，歐洲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及非洲裔人口組成了長久的破壞性影響。我們無法肯定的說這世界是非正義的世界，在這個前提下社會整體只能謹記我們要不斷的謹慎審視歷史，因爲道德觀是隨著時代發展的，並且價值觀不再單一，而是多元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

      我們可以說殖民是壓迫，或是說奴隸是反人道的，但要謹記這些屬於「道德判斷」，是根據我們當下的世界做出的，這種判斷相信有些價值無法磨滅，所以與其果斷的批評其不正義，不如先了解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實例。以自己的道德評論有些是「必要之惡」，並非代表其合理，但我們仍可以種種方式提醒後代，有些事情更加需要在歷史中被謹記。

      政治家礙於其身份，有時得做出現實的決定，但現實並非是完美的，一定會擁有缺憾，但我們和社會本身皆要記住缺憾，因為缺憾代表著某種我們認為曾經被暫時犧牲的道德價值，這種信念是可以跟政治家的決定並行的。

二、學習難題

      起初對於自己是否能夠搞懂文本相當沒自信，但一份一份仔細去瞭解作者所要傳遞給讀者的內容後，發現文本並無我所想的艱澀。目前遇見較大的困難是閱讀簡體字，因習慣繁體字所造成的落差使我更難理解作者所敘述的句子，需要反覆閱讀前後文才能將句子真正的內涵看懂。而閱讀這麼多份文本中，《現實感》是我認為最難理解的一份，目前仍在努力吸收文中較抽象的內容，期許自己能在期中考前讀懂。

熱身階段的自我審查

 《扭曲的人性之材》

「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柏林在這篇文章想表達的，是任何社會追求的目標，並不是相同的終點，假設我們以自由民主的社會為目標，有各種達成這個目標的方式，也有各種實踐這個目標的方式，因此就算大方向相同，也不一定會走上一樣的路，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一定不會滿足所有人所希望達到的，因此那些擁有不同想法的人，就有可能會被犧牲，雖然我們總說要保護少數意見，保護弱者，但一個社會要走向終點，真的能保護所有人嗎？因此我認為，作者所說的人性之所以是扭曲的，是因為我們很矛盾，或許我們想實現完美的社會是正確的想法，但在這個想法之下，能不能使所有的個體都滿意，都得到真正的保障，是民主社會裡，或者未來社會中需要去思考的。

《現實感》

歷史是紀錄時人在一時一地的一言一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會產生出不一樣的化學效應，而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柏林也發現，人們的部分行為會出自於某些清楚且連貫的動機，有些卻是出自於自己或他人都不甚了解的原因，且這些因素牽動著人們的生活日常，正因為這些不可預測的因素，才讓每個時空背景下的歷史變得獨一無二，我們沒有辦法去完整複製某個時期的所有歷史，即使將世界夷為平地也一樣，或許獨裁的統治者可以將國家整治成他想要的樣子，但人民的思想卻未必能符合當時的思考邏輯，我們可以複製場景、可以復刻建築、可以重演對話，但世界未必就會成為當時那個樣子，反而會成為四不像的空殼。如果執著於用理論去推演歷史，認為人們的行為背後自有一套標準，那麼會面臨無法預測未來變化，固執於既定準則的困境。

提問：在p.22提及，如果將歷史流於理論化，關注每一個革命與事件當中有什麼關聯性，最後容易只剩下這些事件中的少部分，而忽略兩者間的差異，差異應該也可以作為給後世參考的指標，我認為不只要尋找共同性，也要知道為什麼會帶來差異性，如果將歷史都做這樣的分析，取出共同性、也解釋差異性，這樣會像柏林所說的，變成用太固定的角度觀察史事嗎？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韋伯認為政治家重要的三個性質，有熱情、責任感、判斷力。這三個特質可以串聯在一起，我們擁有熱情，對一件踏實的理想而獻身，達成這個目標我們需要一定的責任感，以及最重要的心裡特質判斷力，要達成理想的方法也很多種，其中也包括戰爭和革命，提到戰爭，就得說到權力的爭奪，文中提到，虛榮是政治家遇到最大的難題，他可能為政治家帶來前進的動力，也可能因為虛榮心而讓自己失去了原有的初衷，全世界的政壇都一樣，不缺少為了私利而選擇布上政治軌道的人，但這些人通常不會馬上表達出他們只是為了自己的慾望，而是會先討好選民，也討好自己的幕僚，透過追隨者，將自己為了私利而施行的政策轉為正當，這是當今社會必然會面對的情形，也不是這麼容易消滅，畢竟道德這兩個字在每個人的心中定義不同。

提問：p.224我們認為戰爭對世界會造成不小的毀滅，但有時透過戰爭和革命，卻可以換來一個更好的社會，可能替換掉了不適任的君主，也可能將暴利的政府摧毀，如果是這樣，戰爭必然會帶來一些傷亡，但相對的這些犧牲會帶來一些價值，若是有益處的戰爭，算不算是一種有判斷力的政治行為呢？

《政治判斷力》

在18、19世紀的社會科學家，致力於使用數據和尋找事物間的關聯性，想要創造出一個可以依循的社會秩序，有些人有用將經驗融合於事例，並且預測未來的能力，但這畢竟是少數，甚至可以說是天才型的人，一般人如果只是侷限於運用我們的所見所聞去推估歷史，那會對未來畫上框架，也無法體現出生活中的各種情況，我們所處的社會無法用科學方法所解釋，或許可以少做分析，但無法推估全貌，如果過於執著在尋找每件事之間的關聯性，反而會讓有價值的地方變得微不足道，因此我認為社會科學可以用來當作輔助的工具，讓我們更了解這個社會以及過去所發生的事，卻無法預測未來，也無法預知可能發生的災禍與動亂。

《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

什麼是啟蒙？在文章中提到，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給人民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則能成為一個已啟蒙國家，這時候的國家不害怕人民提出怎麼樣的意見，也不怕人民會因此而造反，達到人民能運用理性，也能服從的境界。而人民是否能妥善運用理性思考，也成為判斷一個社會是否為已啟蒙國家的準則，一國之主是否能在合理的範圍內帶領人民，卻又不過度插手人民的想法，是在要成為已啟蒙國家的重要課題。

提問：康德認為，人民可以妥善運用理性才能算是一個已啟蒙國家，假如今天某個國家，一位強勢的君主囊括了人民的想法，雖然是威權統治，但他卻帶領這個國家走向更有經濟發展優勢，就例如現在的中國，我們不能否認他對世界越來越有影響力，但在中國的人民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有表達自身想法的自由呢，我覺得答案是否定，那如果這樣的國家就不能算是啟蒙嗎？如果是這樣，啟蒙跟民主的目的又有什麼樣的區別？

《哲學與政府壓制》

哲學家與科學家不同，他們針對不同的可能性思辨答案，這也得說到哲學與科學的不同，科學有答案有盡頭，但哲學相反，哲學沒有止盡。同一個問題交給不同人回答，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答案，因此哲學家在社會上的地位，若能確保他們享有言論自由，那麼這個社會的人民多半也能享有思想自由，如果遏止哲學家的行動，社會將會淪為只剩下科學家的境地，科學家找尋的都是問題的解答，但哲學家會跳脫問題去討論問題的根本，甚至帶給社會進步的動力，因為他們又有某些創新的想法了，所以政府應該與哲學家達到平衡，共同去處理社會上遇到的問題，再結合科學想法尋找解方，進而共築更符合理想的社會。

熱身階段的自我省察

經過這段時間的熱身時間想解決了我遇到的一些問題，也讓我產生了一些新問題

以下是我的閱讀所得及應用：

在政治學課堂上，我學到了「政治是權威性價值分配的過程—David Easton」。這讓我開始思考：如果由我來執行，應該如何進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幸運的是，西洋政治思想這門課給了我一些線索，讓我得以探索這個問題。

如果說政治是一個權威性價值分配的過程，那麼這個過程必然應該指向一個結果。

那麼，問題轉化為：我們應該追求什麼樣的結果？是有利於自身的結果，還是有利於大眾的結果？此時，柏林為我提供了第一條線索—一個理想的結果。理想的結果聽起來令人向往，但「理想」一詞似乎過於模糊。於是，柏林在《理想的追求》中描述了人類的三層理想追求，並幫助我排除了兩個不切實際的選項：即我們無法觸及的真理（P010），以及因價值衝突而無法實現的完美世界（P018）。這樣一來，我的思考得以聚焦於一個更務實的解決方案：達成「不穩定的平衡」（precarious equilibrium）（P022）。

「當然，在社會或者政治方面，總會有衝突發生；由於絕對的價值之間必然會有矛盾，這就使得衝突在所難免。然而，我相信，通過促成和保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這些衝突可以降到最小。這種不穩定的平衡會不斷遭到威脅，也不斷需要修復。」 －理想的追求  P022

在找到一個清晰的結果後，我隨之而來的新問題是：在政治中如何才能達成「不穩定的平衡」？我從《理想的追求》第六節當中總結出達成不穩定平衡的四個要點：

承認價值衝突的不可避免性

柏林認為，價值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任何社會都無法完全解決這些衝突。因此，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價值之間進行不斷調整，而不是追求一個終極的和諧。

「當然，在社會或者政治方面，總會有衝突發生；由於絕對的價值之間必然會有矛盾，這就使得衝突在所難免。」—《理想的追求》P022

避免極端行動的風險

極端行動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甚至可能加劇苦難。柏林指出，為了規避這些危險，應該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使不同價值可以共存。

「最起碼的公共義務，就是要避免極端的痛苦。革命、戰爭、暗殺，這些極端的手段在人絕望的境地之下，也許是可以採取的。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它們產生的後果從來都是難以預料的；這種行動能否帶來改進，是無法保證的，甚至有時連一點可靠的把握都沒有。在個人生活中或制定公共政策時，我們的極端行動可能會冒風險，但我們始終應該意識到——永遠不要忘記——我們也許作出了錯誤的決定，而且，這種手段的後果必然總是讓無辜的人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傷害。」—《理想的追求》P021

謙遜和務實的態度

柏林認為，由於人類理解的局限性，我們應該對於價值和真理保持謙遜。這意味著在面對價值的取捨時，不應該過於自信或執著，而是要根據具體情境靈活調整，以實現不同價值的共存。

「功利主義的解決辦法有時候是錯誤的，不過，我猜想，多數情況下還是有用的。最值得採納的辦法，可以視為一條基本原則的，就是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以此來防止陷人絕境，或者是做出褊狹的選擇——這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在我們有限的知識領域之內，依據我們對於個人和社會的不夠完整的理解，這個基本要求值得我們始終努力。此時保持一點謙卑，是很有必要的。」 

—《理想的追求》P021

動態適應性

不穩定的平衡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隨著情境改變而動態調整的狀態。當社會條件、文化或價值觀發生變化時，這種平衡也需要重新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

「這種不穩定的平衡會不斷遭到威脅，也不斷需要修復。」—《理想的追求》P022

柏林在其他著作中也提供了一些洞見，幫助我理解如何實踐這四個要點：

• 《現實感》
  柏林在《現實感》中指出，現實感為一種頂級理解力，可以使具備此種理解力的人擁有遠乎常人的執行力。而我想具備這種能力幫助我們實踐不穩定的平衡，透過現實感理解並承認價值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並在面對選擇時以謙遜和務實的態度進行權衡，從而達到降低衝突、避免極端的效果。

       「所謂的政治家的智慧、政治手段，與其說是知識，不如說是理解力——對某些相關事實有著某種理解，使具備這種理解的人能夠判斷什麼東西才是彼此適合的：在具體情況下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哪種情況下採取什麼手段才可行、它會起多大作用，並不需要他們有能力解釋是怎麼知道這些的，甚至都不必解釋他們知道什麼。」—《現實感》 P036

• 《哲學與政府壓迫》

柏林在哲學與政府當中進一步指出，哲學思維可以幫助人們遠離極端思想，避免陷入狹隘的理想中。對於極端的烏托邦主義或神權盲從，哲學是一種抵禦的有效工具。它不斷提醒我們，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真理或最終的解決方案。 而我認為透過哲學和思考訓練會是我們走向不穩定的平衡時防止陷入絕境的保命符。

「 對於這類狂熱者——不管是世俗的烏托邦主義者還是神權的盲從者，都是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哲學是最可靠的武器和預防藥。因為哲學在它的全部發展歷程中，自始至終都在告誡人們不要認為存在不變的問題和最終的解決。」—《現實感》 P083

小節

總結來說，柏林的觀點幫助我理解到，政治理想也許是尋求一種動態且不穩定的平衡，而非完美無瑕的和諧狀態。通過承認價值衝突的不可避免性、避免極端行動的風險、抱持謙遜和務實的態度，以及靈活地動態權衡，我們可以在不確定的現實中實現相對的穩定。

然而，在理解了這些之後，我依然感到一絲迷茫，因為我仍然相信維柯和赫爾德所描述的那個人們能夠彼此理解的世界是有可能實現的：

「即便時空遙遠，不同文化中的人依然可以通過想像的洞察力（維柯稱之為 entrare），理解另一種文化或社會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他們或許無法接受這些價值，但若他們敞開心靈，就有可能認識到，對方同樣是不折不扣的人，可以與之交流。即便對方生活在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之下，這些價值觀仍能被視為『價值』和生活的目的，當人類實現了這些價值和目標，便達到了圓滿。」

—《現實感》P014

這樣的理想與柏林所描述的充滿相互衝突的世界不同；柏林的政治願景只能期望將衝突降到最低以尋求穩定。

如果人們無法真正相互理解、彼此敞開心靈，那麼「衝突使政治成為必要，合作使政治成為可能」中的合作，是否也僅僅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如果將合作從政治中抽離，政治學是否就只剩下無休止的權力爭奪？

然而，我相信政治應當包含比單純權力更多的目標。因此，即便這聽起來不切實際，甚至像天方夜譚，我依然選擇相信，一個人們能夠彼此理解的時代終會到來。

學習難題

我目前還未能掌握如何將古代思想轉化為理解現代社會的工具，更遑論把西方政治思想當作線索，去尋找背後更深層的解答。在學習的初步階段，我只能看到最表面的論證，還無法真正理解古人的思維。最終，我只是照單全收他們的推論，並未真正達到「思考」的深度。

熱身階段的自我審查

《理想的追求》：作為西洋政治思想的第一篇文章，當初開始閱讀時完全沒有任何頭緒，就只是因為是作業所以強迫著自己讀下去，文字就這樣灌進腦子裡然後消逝，上課時也是聽著教授講課然後有幾個有印象的論點被提到就結束了，沒有深入的思考，因為感覺這些就是一種不需要被質疑的普世價值，像一種客觀事實一樣的存在，舉例：「真正的答案，如果找到的話，必定彼此融洽、俱成一體，因為真理是不可能互相矛盾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頁9 - 10）這段話對我就是一個客觀事實，因為是事實所以沒有多加思考，但細想下去「真理是可以隨著時間改變的嗎？過去到現在被推翻的、相互牴觸的理論難道都該被否決嗎？」隨著讀過的文本越來越多，我也在學著怎麼問問題。

《現實感》：不得不說，當初真的讀得非常痛苦，非常抽象，感覺就是同一段話一直反覆，我能理解歷史並不是一齣能被復刻的劇目，但不理解為什麼可以花費如此多篇幅去敘述同一件事，而且讀這種容易被認為是「常識」的文章，都會失去問問題的能力，因為太日常、太直覺，所以不會去質疑、去討論，事實上我也對這種充分事實有沒有需要花費時間去討論有疑問。

《政治判斷力》：開篇就提及「政治天才」這個觀點，和我的想法幾乎一致，一個國家、一個團體的領導者都是需要天份的，有些人可以學著去領導眾人，但最後的結果總不理想，一部分是沒有發揮出眾人的優勢，浪費時間把大家聚在一起完成一件他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或根本連事情都做不好。「相信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並且有一個獨到方式可以把握它，關於這一方法的知識會讓政治家少犯很多錯誤，使人類避免許多可怕的悲劇。」（現實感，頁47）引文所述的情況可以在許多地方找到例子，常常能聽到「因為之前⋯⋯所以我們不能⋯⋯」這種論述，但這不是一種偷懶嗎？為了不去思考、不去抉擇，就直接以過去的經驗反對現在的政策，過去的環境、條件和現在的根本不一樣，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呢？對於政治來說，根本不會有「準則」這一回事。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最好在現實的經濟層面上屬於有餘裕的人，這使他們不易受利益影響，不易被左右（相較於沒有餘裕的人來說），他們能更好的思考這個決斷對自己、對國家的影響及後續的發展，沒有餘裕的人比較適合從事不需進行選擇，只需按部就班完成上級指令的「官吏」。但天才並不一定是有餘裕的，若是大部分在政治上能稱作天才的人都只能屈居幕後當「執行者」而不是「決斷者」那這一個國家會如何走下去呢？國家要如何找到政治天才並給予其需得的資源？讀到這裡，逐漸能和前幾篇文章做連結，像《政治判斷力》就能和第54節做連結。「人類的一切行動，特別是政治行動，永遠帶有悲劇的成分。」（學術與政治，頁222）因為結果離不開悲劇（我的理解為無力感），所以讀著讀著就會慢慢停止思考，怎麼和無力感相處，或怎麼擺脫無力感？這是接下來我可以好好思考的。

《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智！」（康德著作全集，頁40）回到上一篇末尾提及的無力感，這裡開篇就解答了我為什麼會怠於思考，即使思考的盡頭是一片空虛也該勇敢的踏出第一步。接著提到「一個時代不能聯合起來，共謀將下一個時代置於一種狀態，使其必然不可能擴展自己的知識，。」（康德著作全集，頁42）我們從歷史中看過一些例子，他們控制人民的思想，懲罰、更甚者處死那些「異端份子」，濫用武力最後導致更大的災難。「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麼都行；只要是服從！」（康德著作全集，頁46）這才是一個領導者應有的思想。

《哲學與政府壓制》：我覺得可以回到一個課堂上的問題：為什麼社會需要保護哲學家呢？我認為，保護了哲學家，這個社會才會有許多更不同的價值觀碰撞，哲學家的想法不一定正確，有時甚至是荒謬的，但能夠引人思考（好的壞的都會有），更多的意見意味著更多的角度，即使是天才也會缺失幾個角度，這又和現實感有些交集，世界觀總是在破壞與重組，高中的思考方式已然不適用於大學，破壞便是由哲學家開始，後續的重組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