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身階段的自我省察

1. 現實感是談及柏林思想繞不過去的基礎，因為它連同歷史意識不僅是柏林據以反對一元論必旁徵博引的佐證，作為一個活躍於冷戰兩極對立的時代的思想家，柏林的方法，或著說他對時代的回應並不是如同他的前輩一樣，以「包羅萬象的邏輯」抑或致力於將歷史或社會化約成一門「科學」，而是強調削足適履的危險性。因此「社會與歷史現實」在此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寬容，甚至可以說是模糊的框架，柏林始終都是以分析和批判回覆時代。在此，我想先闡述我所理解的柏林作為價值多元論者的重點。
2. 多元和一元的對立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多和少的差別，而是雙方從根本上就對人的理性和對象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试图削足适履，改变事实以符合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社会进行一种活体实验，直到社会变成理论原先宣布实验应该使之成为的样子。』根據柏林在政治判斷力（p59）中的形容，其所想要強調的是「體系」將抽象的邏輯推演結果視為比人類真實經驗更高級的東西，這種觀點的危險性從恩格斯諷刺德國觀念論的詞彙就能看出一二：『德國人有一種非常嚴肅的徹底深思精神，當他們每個人闡述他們的新學說時，他首先要將它提煉成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一定要證明邏輯的主要原則和宇宙基本規律最後都會引導到這全新的絕妙理論上來』。體系的發明者宣佈自己的理論是屬於所有人的，正如他創造自己的體系的過程中毫無衝突一樣，康德正是認為藉由道德立法，所有人的理性都將會導向一個和諧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又是由所有人都認為的最終目標引導的（不論那是什麼）；關於這種看法甚至都不用柏林出手，恩格斯隨後對啟蒙時代的偉大哲學家做的嘗試已經下了註解：『感性之物變成了理性之物，變成了數學家的抽象經驗，它因此也就具備了理智所特有的無所顧忌的特徵』，削足適履正是在形容，當這些體系的執行者將他們所信奉的方式運用到現實中，他們所面臨到的困難與反抗，那些被視為「反動的殘餘」的群體，正是體系在設計之初就被排除之外的，他們在體系創作者的筆下被剝奪了被承認的權利，並在現實的打壓中被毫無顧忌的扔進了墳墓，柏林用赫爾宸的說法形象的比喻了這個現象，『歷史的祭壇』。
3. 所以，一元論的危險性在於這種預設的特定理解，理性並不會使某些運用得比其他人更好的人變成先知，恰恰要警惕的就是這種宣稱，啟蒙的危險性在於盧梭所說的『強迫變得自由』，即為了讓人達到理想的共善，需要最後一次強制，在體系看來這種強制是合理的、是符合那個烏托邦的全體利益的，這正是極權的雛形，只不過在現實中替這種無上權威代言的是極權咨意的掌控者。在歷史上如此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以柏林的說法而言，其所造成的歷史「倒退」是讓哲學家們瞠目結舌的。這也帶出了第二層次的討論，即歷史的地位，或著說，歷史在研究者手裡應該做為什麼樣的角色。
4. 『存在一个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 “ 进步 ” 的方向 ，即我 们不一定要相信我们正逐渐接近某个“ 理想的”的目标，且不论我们怎么定义“理想的”;但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現實感（p4）中提及的這種歷史規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原教旨的蘇聯馬列主義，伴隨著二十世紀初的路線之爭，歐洲各國的左派份子紛紛被打成工賊、叛徒、修正主義，如果真的有那麼一絲全球革命的浪潮，也在這場爭鬥下被消滅了；在此，除了看出這樣的「歷史規律」如同上述一元論的嘗試一樣，否定了因時制宜的具體做法，作為旁觀者，更需要深思的是，在歷史中人作為一種自為存在的意義。這對我們是明確著存在一個此岸的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進程，我們只要能夠在不斷與外界交互影響的過程中認識那不論是先驗的或是唯物的必然性，就能達至解放，抑或是我們所面臨的只是且永遠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唯一確信的事情就是自為存在本身？乘著啟蒙餘暉的哲學家們不只一次宣布當人的理性認識到必然性，就能推翻人被外界和自身宰制的狀況，但當視角聚焦於歷史中每一個行動的個體時，多元繁複且不斷變動的感性經驗，諸如傳統、道德、倫理、慾望仍然在規範著人類，甚至照柏林的說法這幾乎是我們唯一確認的現象；只有當理性被視作一種封閉的思考，即人類能在邏輯選擇中，不斷地將各種經驗、價值做出排序直到最高點，服從理性的同一性，所謂的歷史規律只有建立在如此基礎下才能成立的。柏林一直以來強調的社會與歷史現實，其實是一種關懷每個人具體經驗的方法，它標誌了一個對上述歷史規律想像明顯的批判，即抽象思考和人類世界的道德、政治問題之間往往有一線難以轉譯的鴻溝。
5.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尼采這段話能在此為價值多元論的方法和判準做一個總結；歷史作為某種累積，無論將它堆砌起來的是權力意志、排他性的選擇、或著是單純的證據，它始終都是作爲一個運用的工具、一個具備自己獨特性、差異性的事實，來為研究者提供靈感的，兩邊角色一對調，歷史的活力就死了，正如辯證法只有在不斷的矛盾中才能永無止盡地前進一樣。現實感是放在具體的情境下才能生效的，人是有選擇自由且為自己選擇後果負責的行為者，否認這件事會使人作為純粹在歷史中失去能動性的產物，而在人們做出選擇時，多元意味著人們理性上能服從的規範性原則不只一個；相應的，對歷史做出道德判斷，並不需要一個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為這種判斷背書，『指责奴隶制给艺术或科学造成了灾难，这在我看来是 一种伪善。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种足够严格的历史联系，证明奴隶制给这些活动带来了灭顶之灾。如果我们要谴责奴隶制，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给予人类在一定限制内选择思考什么及如何生活的权利，这作为一个神圣的目标本身是有价值的。』（p81），面對歷史能做出的是一種「判斷」，這種判斷來自於審慎考量歷史後得出的「相信」，在柏林這裡，這種判斷的來源是他觀察到歷史上充滿著藉由解放之名對人類實行的傷害，因此他相信，尊重每個人為目的的同時尊重其選擇的事物。
6. 延伸之一：如果我們只能在歷史上，以後驗的方式，不斷對我們所面臨到的具體情境，做出相應的、審慎的、具有所謂現實感與歷史感的「判斷」，很直觀的，這種判斷本身就有模糊性，因為判斷牽涉到對「何謂傷害」的解讀，這種解讀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譬如對富人課高額稅率或是干涉大公司的權限，算不算是一種壓迫？柏林在文本中舉的例子都非常直觀，羅伯斯比的恐怖統治、史達林的大清洗，這些傷害現象十分明確，換句話說，能為柏林的現實感和歷史感上提供明顯的警惕。但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這些涉及自然環境、經濟不平等、不平衡權力關係之類的問題是否造成傷害相對而言就隱蔽許多；我疑惑的是保證價值多元本身不會規範價值體系內的權力關係的正當性問題，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價值多元論就會後退到自由保守主義的範圍內，變得有為現狀辯護的危險，如此一來，單純用聚焦傷害來作為判斷基準會不會（一）忽略體系內更深層的權力關係或（二）限制改革的可能性？
7. 延伸之二：連結上述延伸之一的疑問，這種留下模糊空間的表達，將探討的視角侷限在明確的現實表象之上，會不會在脫離所批判的冷戰時代背景後，就失去了進一步的指導意義？譬如批判理論在描述社會現實的時候，隱藏著「超越性」的替代選擇，即除了現狀是否還有其他可行的可能（提出審議民主取代代議民主的可能），但柏林更傾向於描述眾聲喧嘩的「事實」而沒有進一步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