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壹、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可得出雅典公民的哪些自我期許與理想圖像？
從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第二卷第四章）中，我看到雅典公民對自身身份的自我期許和理想圖像，這些理想反映了雅典公民對自由、平等、責任和榮譽的重視，並為城邦的未來注入了勇氣和自豪感。
首先，雅典公民期望自己能夠兼具自由、平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伯里克利強調雅典的民主制度體現出公民的平等與自由，讓每位市民無論出身都可以參與國家事務，這使雅典成為一個「自由開放」且「包容」的社會。他指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的手上，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表達了雅典人對自身作為民主政體典範的自豪，也反映出雅典公民自視為民主、理性且公正的實踐者。他們自認是理性和自由的實踐者，並透過這種制度促進社會共同福祉，這是雅典公民引以為傲的自我期許。
其次，勇氣和榮譽是雅典公民理想中的核心價值。伯里克利強調，雅典公民的勇氣並非盲從，而是基於理性的勇氣，是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城邦的責任。他告訴公民：「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雅典的公民在面對戰爭時，不懼怕犧牲和危險，而是迎難而上，為城邦的榮耀而戰。他們認為為國家而戰是無比光榮的，這種榮譽來自於對前人留下的自由的守護以及對未來世代的承諾。伯里克利進一步指出，雅典人不僅視勇敢為美德，並且勇於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這種態度使他們成為「模範」，能夠啟發其他城邦效仿。
此外，雅典公民對自己有更高的文化追求，包括智慧與節制。伯里克利指出，雅典人「愛好美麗但不追求奢華，追求智慧但不至於變得怯懦」。他們對財富保持務實態度，追求合理利用而非炫耀，認為貧窮不可恥，可恥的是用不正當手段逃避貧困。他們自視為智慧和美德的實踐者，不僅追求個人的成就和幸福，更將城邦的繁榮和榮耀視為己任。
最後，伯里克利的演說以愛國主義為核心，激勵雅典公民將榮耀與公民的責任感融合在一起。他呼籲家屬們不僅應為逝者的光榮而自豪，還應鼓勵後人以陣亡者為榜樣，為雅典的自由和榮譽而奮鬥，並希望每位公民都能對自己的城邦感到驕傲。雅典人期望自己的行為能夠獲得他人和後代的尊敬，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們對「為國家犧牲是最高榮譽」的信仰，並且對自己的城邦懷抱著深厚的愛國情感。
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描繪了雅典人心中的理想形象：他們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是智慧和勇敢的實踐者，是負責任的參與者和忠誠的捍衛者。這些自我期許和價值觀塑造了雅典獨特的民主精神，使公民們對自身角色有著深刻的認同和自豪。
你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什麼評價？理由何在？
我同意修昔底德在第二卷第六章對伯里克利的評價。
他描述伯里克利作為雅典的「第一公民」
「雅典民意上是民主政治，實際上權力是在第一個公民手中。」
伯里克利不僅在名義上的民主體制中實際掌控了領導權，更重要的是，伯里克利以一位引路人的角色，為在動盪中徬徨無措的人民提供方向。他既不逢迎民意，也不謀取私利，是真正為雅典長遠利益著想的領袖。
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的廉潔和純正動機的評價，完全符合伯里克利給我的的印象。伯里克利並未受私人利益所動，而是始終將城邦放在第一位。他曾表達自己「不受錢的影響」，而是愛他的城邦，這一點使他在當時的雅典領導中脫穎而出。他與繼任者不同，不被短期利益迷惑，甚至在面對民眾的怨懟時依舊不改其初衷，堅持著穩健的政策。我認為，這正是因為他有高度的責任感，不僅為自己，也為雅典的未來負責。
其次，伯里克利的領導力和冷靜的判斷力令人佩服。他有區分「領導」和「攏絡」的清晰界限。在雅典面臨瘟疫和戰爭的壓力下，許多人選擇將責任推給伯里克利，但他並未因此妥協。相反地，他告訴民眾：「你們正在攻擊我，因為我曾主張戰爭；同時也攻擊自己，因為你們曾經也表決贊成戰爭。」他這種冷靜的反思讓公民正視自己的選擇，並提醒他們，捍衛雅典的榮譽和安全需要勇氣與堅持，不能隨著民意波動而改變。
最後，伯里克利的遠見對雅典的穩定具有關鍵意義。他認為戰爭的利益「還在很遠的將來」，主張穩步行事，不冒險擴張。他看到保持海軍優勢的重要性，強調在不讓雅典陷入更大危險的情況下維護核心利益。這種長期視角讓他在動蕩時期依然冷靜果斷，堅持對雅典的戰略判斷。
根據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請問：雙方爭辯的焦點？各自提出什麼理據？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第三章的「關於密提林的辯論」中，雙方爭辯的焦點在於是否應該對密提林人實行嚴厲的懲罰，特別是對那些參與叛亂的人處以死刑。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分別代表懲罰與寬恕的立場，並提出不同的理據。
克里昂的主張：嚴厲懲罰以震懾其他城邦
克里昂強烈主張應該處死密提林人，以此展現雅典的決心和威嚴。他的論據為下幾點：
懲罰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克里昂認為密提林人是蓄意對雅典發動攻擊，因此必須以嚴厲手段回應。他警告，過度的仁慈只會顯示雅典的「弱點」，他提醒公民：「當你們因為憐憫的情感而屈服時，你們表現出你們的弱點，這個弱點對於你們是危險的。」對叛亂者寬容會給其他城邦留下可乘之機，鼓勵他們效仿叛亂，長遠來看將帶來更多的動亂與背叛。
法律和政策的穩定性：克里昂指出，頻繁地更改政策或對叛亂者寬容，只會削弱法律的權威。他強調：「通過一些政策，然後又取消這些政策，這是最壞的事情。」克里昂認為，法律的穩定性和決心對國家統治至關重要，不應讓個人情感干預法律的執行。
對群眾的警告：克里昂批評人民往往被修辭和情感所影響，而非依據理性來判斷現實。他警告說，過於依賴感情和言辭只會讓人民偏離真相。因此，他主張處死密提林人，既是為了清楚地展現雅典的堅定態度，也是為了避免人民被軟弱的情感所迷惑。
戴奧多都斯的主張：寬恕以維持長遠穩定
戴奧多都斯則主張以較為理性的方式對待密提林人，避免激烈的懲罰，他的論據如下：
理性的審判與公正：戴奧多都斯認為應該區分叛亂者中的罪行輕重，建議雅典只處罰那些被證實有罪的人，而讓其他無辜者可以自由生活。他強調，這樣的行動對雅典長遠利益更有保障。他指出：「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而是我們的決議對於我們自己是不是正確的。」他認為決策的關鍵在於雅典自身的利益，而非純粹的報復行動。
寬容能贏得敬畏：戴奧多都斯強調，敵人往往更畏懼那些「做出聰明決策」的國家，而不是只依靠武力的統治者。他指出，粗暴的壓制只會引發敵對情緒，而智慧的決策則能確保盟邦的長期穩定和對雅典的敬畏。相比於克里昂的強硬立場，他認為冷靜而審慎的處理叛亂問題，對雅典未來的安全更為有利。
責任感與民主價值：戴奧多都斯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決策來自於演講者的理性和獨立思考，而不是迎合群眾。他認為公民應該具備理性和責任感，而不是被煽動或恐懼所支配。這一點反映了他對民主的深刻理解，他呼籲雅典人不要倉促地倚重殘酷手段，而是做出對城邦長遠最有利的選擇。
修昔底德之所以高度重視科西拉的叛亂，是因為這場事件揭露了民主制度在極端情勢下的脆弱性，並預示了希臘文明的衰敗。這場叛亂不僅顯現出內部衝突和道德崩潰如何一步步侵蝕社會，還展示了當民主制度無法應對內外壓力時的危險結果。
科西拉的叛亂讓我們看到道德標準在極端情況下會迅速崩解。修昔底德寫道：「在和平與繁榮的時候，城邦和個人一樣地遵守比較高尚的標準，因為他們沒有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們不願意去作的事。」當社會陷入混亂，生存壓力和恐懼促使人們偏離原本的價值觀。平時被視為卑劣的行為，在黨派鬥爭中卻被讚美為「聰明」和「勇敢」的象徵；反而，正直和單純的人則被看作不適應時局的愚者。這種價值觀的扭曲不僅摧毀了道德，還加速了社會的崩壞。
同時，這場叛亂揭示了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修昔底德指出，當內部失去團結時，公民為了短期私利而鬥爭，民主體制內部的信任和共識便會崩解。科西拉的內亂表明，一旦內部價值觀崩潰，民主制度無法再保護公共利益，反而讓社會陷入無止境的暴力和報復。我們在這段歷史中看到，人性在動盪時期很容易滑向自私和猜疑，最終讓整個體制難以維持。
更為重要的是，科西拉的叛亂還體現了在大國博弈中，小國的脆弱處境。當雅典和斯巴達兩大勢力敵對時，小國難以保持中立，往往成為大國鬥爭的犧牲品。這個例子就像冷戰時期的許多國家，它們在美蘇對立中被迫選邊，最終陷入混亂和災難。
修昔底德通過科西拉的叛亂提醒我們，當社會缺乏穩定和道德支撐時，任何內部衝突都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後果。科西拉的經歷告訴我們，民主制度的存續需要道德底線和社會秩序的維持，而當這些基礎一旦被破壞，社會只會陷入無休止的內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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