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追求>
p.6-11講述17-19世紀時期的思想家對問題與答案找尋方式以及看法，從蘇格拉底提出如果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在我們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中建立確定性，在人類的行為領域也可以。到柏拉圖的理念所有真正的問題都應該有且只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再到19世紀思想家認為並沒有永恆的真理，有的只是歷史的發展以及連續的變化。時間及知識的推進造就了思想的不同，但我認為知識是累積的。19世紀的思想家黑格爾所提出的絕對精神決定論，將客觀的理性、絕對精神作為世界的根源和歷史的主體。書中並未提到黑格爾強調客觀的理性，而是將重點放在黑格爾對歷史進程的看法原因為何?
參考資料:
王偉光，《人類思想史上的新歷史觀》
<現實感>
p.5一旦可能呈現過去的情形，歷史的因果關係就會被打破；而我們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來思考，所以這不僅在心理上令人難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和可笑的。史學家常以因果關係來解釋以及撰寫歷史，例如:講述鴉片戰爭爆發是因為嘉慶國庫衰退以及清朝官員的腐敗又或者是道光皇帝對西方的輕視，但鴉片戰爭爆發一定有原因嗎?它可能僅僅只是一偶然事件。這種想法有些類似後現代主義想呈現打破歷史單線的、有意義的、脈絡化的歷史敘事。
p.23歷史學家們的任務是告訴我們世界上真的發生過什麼，他們因此最終避開了死板的理論模式，因為有時為了適應這些框框，不得不對事實進行削足適履的加工。舉例來說王仁宇所寫的萬曆十五年就有點類似這種敘事方式，它仍舊是一本史書就算他加入了一些情節，讓這本書不那麼死板。但加入情節的史書與歷史小說我們到底該怎麼分辨呢?
參考資料:
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
<政治判斷力>
p.47這些十九世紀新的布道者們每個人的共同之處是，相信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並且有一種獨到方式可以掌握它，關於這一方法的知識會讓政治家少泛很多錯誤，使人類避免許多可怕的悲劇。但p.50講到在政治活動領域，定律實在少之又少；手段就是一切。我認為手段固然重要，每個執政者具備不同的特質使其成為一個好的執政者，但必不能缺少擁有政治判斷力（應該建立在確實的知識基礎之上）。這裡舉個例子，俄國的尼古拉一世我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專家，也因此他獲得了歐洲憲兵的稱號。但最終他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戰敗的原因是他忽略了軍事實際操作與技術的演練，我們可以看到當在戰場上敵人拿的是來福槍，俄方拿的還是拿破崙戰爭時期的用槍，這場戰爭能贏的機率微乎其微。我想說的是當其他國家已經開始改變，他卻將國門緊閉不去吸收新知，他將不再是一個好的執政者。但是一個好的執政者也不一定是個好的政治家。
<哲學與政治壓制>
p.67一個並不富有想像力的史學家，編寫了一部用極勉的，比如說關於某一特定地區某種工業的發展史，他並沒有做什麼獨創的或可觀的事，但他為知識的累積做了貢獻。這裡我想提到《什麼是歷史?》中曾提到的歷史學家可以從文獻、碑文等等獲得事實，就像獲得魚販案板上的魚一樣。但這些呈現在太陽底下的史料是一史學家想呈現的，在他的著作他加入了自己的主觀意識以及呈現出了自身的觀點。這不是一件可觀的事嗎?那史學家們應該如何呈現作者講述的他所謂的獨創的、可觀的歷史?
p.73哲學是一種嘗試，其目的是找到思考及談論的方法，這些方法通過揭示以前未被注意的相似點和未被注意的相似點和未被發現的差異之處，引起人們觀念上的變化並且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有趣的是p.74提到政府控制的任務是保持現狀，這兩個觀點使雙方產生了對立的角度。我們是否能要求政府或哲學家不那麼強硬呢?我認為不行，p.75因為作為哲學家1.他必定要致力於顛覆、突破、破壞、解放、打破封閉的局面。2.無論願意與否，原則上都不能被專制主義同化。身為資本主義下的產物我既佩服哲學家既擁有這極高的觀察力以及不畏改變當代社會的勇敢，他們不安於現狀並且願意反抗。但我也覺得某些哲學家過於自視甚高，例如:作者柏林。他將史學家視為找找文獻就能撰寫歷史的人物，我並不同意我認為這些行為僅只是作為史學家的基礎而非完整體。
參考資料:
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什麼是歷史？》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從p.218開始他從政治家的出路切入在講到心理及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特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獲得讓人獲得權力感。我認為政治家必須觀察到當時的政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及改如何解決，並且不能在對人對事的狀況下，帶入過度的情感。感覺這其實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可能會對弱勢產生同情心，要將這種情緒拿掉這並非一件易事。但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政治家出現好像很難受到民眾的支持，人民期待政治家必須擁有親民、富有情感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