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伯里克里的演說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所認為雅典值得誇耀與傳承的部分或特色，而大多數雅典公民對自身的期許與對未來的理想圖景可能就反映於其中。
首先，他提及了他們的祖先，認為是他們的勇敢與美德，才使他們得以繼承一個自由的土地與帝國，更著重提及了他們的父輩，認為是他們的努力與流血才將帝國的領土拓展至他們所繼承的樣子。這可能顯示出了雅典人自我期許中包含了將帝國傳承以及開疆拓土的使命感。
其次，他提及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與法治，前者使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這讓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使公職的選擇自身份轉為才能；而後者則造就了穩定，因為在私人生活中他們自由而寬恕，在公家的事情上，他們對法律心悅誠服。這可能說明了他們的理想圖景便是維持這一制度與法治的傳統。
隨後的娛樂、軍事安全（國防）乃至於隨之產生的生活態度則說明了雅典人的自我期許：「我們爱好美丽的东西（娛樂），但是沒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們爱好智慧，但是沒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戰爭）。我們把財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沒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誰也不必以承認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擇手段以避免貧穷」。
而在對待盟友的方面則展現了雅典人在政治上的理想圖景以及對自身美德的培養，他希望他們能夠慷慨，「当我們真的給予他人以恩惠时，我們不是因为估計我們的得失而这样作的，乃是由于我們的慷慨，这样作而无后悔的」，而政治上的圖景則是「這就使我們的友誼更為可靠，因為我們要繼續对他們表示好感，使受惠于我們的人永远感激我們」。
而以上這些，都是由於犧牲者的勇敢與英雄氣概，這也是伯里克利乃至所有雅典公民的自我期許，勇敢、堅毅及不畏犧牲，「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
2.
首先，讓我們先來大致看一下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的評價：「真的，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內，他英明地領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統治的时期。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在这方面他似乎也正确地估計到雅典的势力」，這表明休昔底德認可伯里克里在政治上以及戰略上的能力。「伯里克利的地位，他的賢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們。是他領导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导他」，認可其在制定政策上的獨立性。以及最重要的，「他看見他們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使他們感觉到自己的危險；当他們沒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們的自信心」，能夠正確引導人民思想的能力。
以上三點相結合造就了雅典在伯里克里斯時代的極盛與輝煌，也讓休昔底德願意給予其「賢明」的評價。我同意休昔底德大部分的看法，包括獨立性以及政治和戰略上的眼光--這些並不是單純的努力所能達到的，這包含這某些難以言說的天賦。但我認為他最大的問題便是認為，所有的問題，無關理性和感性，都能藉由演說與思考來解決，就如同第二卷第六章本身便是因為雅典在經歷兩次戰爭以及瘟疫之後的慘況，伯里克利第一個想到的卻是勸說他的同胞，而非尋找能夠讓他們發洩情緒的方式。這個可能是受限於當時的知識水平與眼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他在面對民眾集體情緒的時候有所破綻。這在承平時期自然無傷大雅，雅典有來自世界各處的娛樂，但這是戰爭，伯羅克絕對不是不知道演說在戰爭弱勢時的無用，可他依然認為它可以說服他的同胞。我個人認為，這種天真在一定程度上讓他的「賢明」成為某種想當然爾，過於直接。
3.
第三卷第三章「關於密提林的辯論」爭辯的焦點非常簡單：雅典人應不應當將密提林人殺光，更準確的說，是將成年男子殺光，女人小孩貶作奴隸。
支持殺光決議不變的代表為克里安尼都的兒子克里昂。他首先提出，政治決策不應該朝令夕改，「我們应当知道，一个城市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市有好的法律而經常改变是要好些」「那些建議重新考虑密提林人問題的人，我觉得詫异，因为这样会引起迟誤,而迟誤是有利于犯罪者的」。
其次，密提林不是暴動，而是屬於背叛者，這整件事的定性就有區別，「我們很尊重他們。而現在他們作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不是我們所应当称作暴动的（因为人民只有在被压迫之下才暴动的）；这是一个有計划的侵略，处心积虑地帮助我們的死敌来毁灭我們」，也因此如果不能給予背叛者一個強而有力的處罰作為宣告，那接下來雅典將要面臨的將會是無休止的暴亂，「如果你們对于那些受敌人压迫而暴动的人和对于那些自动暴动的人給以同样的处罰的話，那么，他們都会利用很小的借口举行暴动」。
反對殺光決議的代表是攸克拉底的兒子戴奧多都斯，他也認可克里昂在決定密提林問題上應當以雅典利益最大化的立場。然而他卻是認為現在大多數城邦還沒有叛變的跡象，「但是如果采納克里昂的办法的話，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圍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因为迟早投降是一样的」。所以認為應該以賠償為主，給敵人以及自己在叛亂時一個台階下，「現在如果有一 个城邦已經叛变，后来知道它不能成功了，当它还能够給付賠款和以后繼續繳納貢款的时候，它就会投降」。
再者，「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武力的話，我們也应当只归咎于尽量少数的人」。如若一視同仁全部殺光，那那些並沒有權力確定是否叛變的，本可以成為盟友的平民將會在叛變之初便成為敵人的力量，「因为你們已經表現得很清楚，犯罪者和无辜者将受到同样的处罰的」。
4.
作者高度看重科西拉的叛亂的原因在於，他認為科西拉的叛亂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他讓城邦中的黨派競爭逐漸兩極化--不是貴族派的斯巴達就是平民派的雅典--更讓這種黨派鬥爭不再是為了城邦更長遠的利益服務，而是為了個人對權力的貪婪與私欲。這導致城邦中的鬥爭逐漸與外部世界相結合，黨派間更傾向於用外部勢力的武力而非政見來獲得權力。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所有過往認可的道德標準完全反轉，陰謀詭計成為精明；行事正直是為恥辱，這最終導致顯而易見的結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向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質，不久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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